夾縫中的鄉村“老二代”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周楠

　　上有老，下有小，過去常用來形容中年人的生活困境。在當前的鄉村養老格局中，把這句話用來形容低齡老人面臨的問題，也很貼切。不少60歲至70歲出頭的老人，上有八九十歲的父母要贍養，下有留守在家的孫輩要撫養，有的還要攢下錢，為兒女進城買房提供支持。

　　處于“夾縫”狀態的“老二代”群體，他們面臨的難題折射出當前鄉村養老面臨的局面：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已經弱化，新的養老模式尚未建立健全，政府、市場、村莊、家庭各自發力，但所提供的養老服務偏碎片化，鄉村養老機制的完善面臨多重挑戰。

　　既要養老，又要幫助兒女養家

　　湖南省岳陽縣榮家灣鎮牛皋村地處洞庭湖畔，已近花甲的村民趙三來是村里有名的孝子，86歲的老父親、83歲的老母親，每年有一半時間跟他住在一起。

　　“我家里有四兄弟，按月輪流照顧爸媽。大哥一家在廣東打工，他的那份孝心由我和老婆來盡，當然，那個月的費用還是大哥出。”趙三來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兩位老人年事已高，每人每年會去縣里、鎮里住兩三次醫院。他說：“現在國家政策好，醫保可以報銷不少費用，每次自費大概兩三千元，錢不緊張，緊張的是要有人陪同照料。”

　　需要趙三來夫婦照料的，還有一對孫子孫女。兒子和兒媳在四川打工，孫子孫女留在家鄉讀書。“兒子兒媳想趁年輕多賺點錢，兩個孩子從斷奶開始，就由我跟老婆帶著。”趙三來夫婦早已習慣“上有老，下有孫”的生活。

　　趙三來夫婦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不能輔導作業，于是花了3000元把小孫子送去課后托管，做完作業再回來。這個選擇固定了趙三來的活動半徑，他說：“我每天晚上八點半去接小孩，所以每天打工也只能就近。”

　　妻子負責照料一家人的飲食起居，趙三來種了1.5畝水稻，閑暇時就近打零工，大多是去建筑工地。這位樸實的農民打趣道，雖然快到“退休年齡”，但他每年還能賺到一些錢，“孫子孫女的學雜費和生活費，兒子會寄回來，但肯定不夠，我每年會貼一萬多元。”

　　他對兒子的資助不限于此。兒子兒媳跟他商量過，為了讓小孩有更好的學習條件，以后想去縣城或岳陽市買房。趙三來沒有考慮給自己留養老錢，“到時候我如果存了錢，肯定全部拿出來資助他們，不夠的話，還要幫他們去借。”

　　牛皋村黨支部副書記歐海洪告訴記者，村里的青壯年基本都外出務工或做生意，其中64戶有兩代老人，情況與趙三來家差不多。

　　據岳陽縣民政局副局長陳細水介紹，全縣72.44萬人，60歲以上的人口約13.7萬，占比18.92%，其中80歲以上有2.1萬人。他說：“類似家庭在全縣農村比較常見，以后只增不少。”

　　在采訪過程中，一些與趙三來情況類似的老人，戲稱自己是“老二代”——自己是老人，上面還有老父老母。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師雷望紅常年關注鄉村老人群體，她在調研中發現，“隨著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高齡老人群體數量明顯增加，處于中間階段的低齡老人，既要養老，又要幫助兒女養家，壓力不小。”

　　“老二代”折射鄉村養老四種變化

　　“低齡老人所面臨的問題，折射了我國鄉村養老格局的多種變化，既有成效，也有隱憂。”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何倩倩認為，對此要辯證看待。

　　首先是鄉村的老齡化加劇。今年5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老齡化水平城鄉差異明顯。從全國看，鄉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別為23.81%、17.72%，比城鎮分別高出7.99、6.61個百分點。業內人士普遍認為，造成這種城鄉差異，除經濟社會原因外，與人口流動也有密切關系，大量農村青壯年進城就業甚至定居，加劇了農村老齡化程度。

　　其次是村莊的空心化加劇。記者采訪發現，這種情況在中西部地區、偏遠農村地區比較典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意味著部分村莊的空心化進一步加深，進城人口越來越多，意味著農村青壯年人口的流失。

　　何倩倩認為，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村莊空心化導致村莊內部社會支撐系統逐步被消解，內部結構越來越松散，“熟人社會”下的互助養老、人情往來支持、養老糾紛的調解、對不孝順的輿論責備等機制都受到挑戰。記者在湖南岳陽采訪時，部分留守老人反映，兒子在外打工，多年不回家，也不給基本的生活費，不盡贍養義務。“他反正不回村里，也不怕別人說他。”一位老人說。

　　三是家庭資源的代際分配面臨挑戰。雷望紅在中部多地調研時發現，一些老人生重病后，選擇不去治療，去世后被發現其實有一定數額的存款。雷望紅告訴記者，這種選擇背后有兩種考慮，一方面是子輩要進城買房，孫輩要進城就學，家庭資源有限，要么投向城市，要么投向鄉村。留守老人還考慮到治病費用可能極大，加上一旦失去自理能力，也缺乏照顧和尊嚴，因此選擇了把資金留給子孫。岳陽縣民政局救助股負責人陳再興近年來接待了很多想申請低保的老人，“家庭條件其實還可以，有子女贍養，但是子女在城市買房后，每個月要還數千元貸款，家庭壓力很大。”

　　四是養老保障體系的持續完善。“低齡老人既能贍養高齡老人，還能幫助子輩、孫輩，背后是黨委政府持續強化和完善養老保障能力和體系，給予了一定支撐。”何倩倩認為，近年來，從農村養老保險到高齡補貼等等，相關養老資源不斷下沉，危房改造、安全飲水建設、農村電網改造升級、集體經濟分紅等等，對鄉村老人的生活質量改善很有意義。

　　記者在湖南多地農村了解到，60歲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有103元農村養老保險金；分散供養的五保老人，財政每月補貼501元/人，集中供養的五保老人，財政每月補貼748元/人；符合相關條件的殘疾老人，每月享有“兩項補貼”為140元/人；如果納入低保，則按不同類別每月有數百元不等的低保金。

　　何倩倩說：“還有一點不能忽視，自精準扶貧以來，基層治理體系不斷完善，鄉村信息建設加快，老人群體的相關信息，例如人口數量、年齡結構、身體健康狀況、住房危險情況、安全飲水問題等，基層政府以前并不完全掌握，如今都建檔歸類，逐步納入政府視野中，作為防貧的風險點，逐步得到消除。”

　　傳統養老模式在弱化，新模式未建立

　　如何為“老二代”減輕負擔？中部某縣一位民政局局長告訴記者，相對于日益加劇的老齡化問題，政府對鄉村養老的支持仍然不夠。他以鄉鎮一級養老院為例，按當地政策，鄉鎮一級養老院的運營費用由鄉鎮承擔，人頭經費、水電費、生活物資費用、維修費等等，每年一般都要40萬元左右。很多鄉鎮難以落實這筆費用，養老院院長只能長期到各級各單位“化緣”，養老院只能提供保底水平的服務。

　　何倩倩此前在中部某縣調研時也發現，當地前些年建設了23個公辦養老中心，她調查了其中18個，發現真正運轉的是6個，其中5個改制成民營機構，只有1個是政府繼續經營。“核心是經費問題，建設是一大筆資金，后期運行投入更大，管理維護的安全責任也大，有的就慢慢停了。”

　　近年來，也有一些社會資本進入鄉村養老市場。上述民政局局長告訴記者，相關情況也是泥沙俱下，有的步子走得太快，投入大、收費高，不適應鄉村消費水平，大量床位長期閑置，難以運營下去。有的渾水摸魚，甚至出現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養老變成“坑老”。

　　有的地方考慮到盡量不讓老人脫離“熟人社會”，由村委會組織，借助村部等場所，創辦農村幸福院、日間照料中心，配備1名專職服務人員及數名兼職服務人員，為留守老人提供日間休息、休閑娛樂等服務。

　　“前些年轟轟烈烈搞過，剛建的時候，每個村給3萬元經費，但現在很多辦不下去了，主要原因是政府大包大攬的模式，一旦沒有專項經費后，就偃旗息鼓了。”一位民政干部說。

　　“綜合來看，政府、市場、村莊、家庭，四方所提供的養老服務基本是碎片化供給，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在弱化，新的養老模式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鄉村養老出現薄弱地帶，甚至出現風險點，尤其對有兩代老人的家庭帶來較大壓力。”何倩倩認為。

　　要推動鄉村養老模式盡快建立健全，除了業界呼吁多年的政府加大支持、社會資本積極進入、敦促子女盡責外，受訪的多位業內人士認為要做好三個銜接。

　　一是文化上的銜接。湖南省社會福利與養老產業協會副秘書長龍攀表示，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有的家庭認為只有無子嗣的、子女不孝的老人才去養老院。何倩倩在調研中，遇到過有的老人被子女送到養老院后，不惜以絕食、絕藥來表達反對，“隨著老齡化程度繼續加深，機構養老將成為家庭養老的重要補充，必須幫助人們盡快轉變觀念。”

　　二是規則上的銜接。歐海洪告訴記者，在過去的鄉村社會里，子女不贍養父母會受到輿論指責。何倩倩說，村莊空心化加劇，傳統辦法和規則日漸失效，除了完善相關法律，外部的養老力量也需要在內生規則上與鄉村社會相銜接，重新確立一套適應時代變化的規則，這離不開黨委政府的支持和引導。

　　三是資源上的銜接。何倩倩表示，現階段的鄉村養老正在經歷轉型，既不能完全脫離家庭，也不能徹底地靠政府和市場。在養老資源方面，需要厘清家庭、市場和政府的責任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