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敲詐勒索的“民間訟師”

　　十年代理30余案件，訴訟過程中遇到官員不作為即舉報控告，多名官員受到處罰

　　河津市人民法院，王淑珍曾多次在此代理案件。A08-A09版圖片/受訪者供圖

　　在敲詐勒索的問題上，王淑珍表示自己從未主動向楊毅剛、馬保民索取錢財，亓加良的40萬賠償款是在法官調解下得到的。她說，“我沒有敲詐任何人，也沒有敲詐勒索，是合法的公民代理。”

　　判決書中寫道：“被告人王淑珍、程津福借代理案件之機，采用威脅、要挾等手段，強行索取他人財物占為己有，達到非法占有之目的。”

　　66歲時，山西運城河津市的退休教師王淑珍被捕了，涉嫌敲詐勒索。

　　過去幾十年，她是當地教育系統的名人，1989年獲得過縣級優秀教師、運城地區勞動模范、全國優秀教師。

　　但過去十年，她轉換戰場，以公民代理人身份代理了30多起民事案件、行政申訴案件和一起刑事案件申訴，為其他當事人提供的法律建議難計其數。

　　與許多律師、公民代理人不同，王淑珍代理案件時常常舉報、控告相關公職人員，尤其是公檢法人員。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18名被王淑珍舉報的干部受到河津市人大、市紀委及運城市紀委的處理，其中包括河津市檢察院原檢察長劉少華、河津市法院原副院長原建強。

　　2019年2月27日，山西省運城市芮城縣法院對王淑珍案做出一審判決，敲詐勒索罪名成立，且4起事實均與其代理的案件有關。王淑珍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其妹夫程津福因參與其中兩起獲刑5年6個月。

　　一審判決前8天，《運城日報》發表社論《扎實有效開展“改革創新、奮發有為”大討論》，將王淑珍“誣告陷害干部”作為反面典型。

　　根據芮城縣檢察院在官方網站及微信公眾號上發布的文章，案件宣判前，該院檢察長張夢京曾三次聯合縣公安局局長、縣法院院長召開“三長聯席會議”。文章寫道，“三長會議”對案件的事實、證據、程序和法律適用進行把關，“做到依法懲治精確打擊”，但文章發布后不久即被刪除。

　　王淑珍的部分法律書籍。

　　數年維權路

　　如果不是2007年的那場爭執，王淑珍或許不會徹底走上替人維權的路。

　　王淑珍妹妹的女婿亓加良說，爭執源于王淑珍和妹妹一家在河津市城關村附近承包的一片土地。那年夏天，城關村里有人強行占地，毀了王家的青苗，并被警察帶走。在王淑珍拒絕為村民出具諒解書后，又有人深夜潛入田地邊的王家院落，填井斷路，剪壞電纜，搗壞房屋，還拆除了農場的變壓器。

　　后來，亓加良還在自家院子里被城關村的村民打了。他說，自己在報警后到當地醫院驗傷，鑒定結果為輕微腦震蕩。

　　亓加良說，為了這些事，王淑珍曾向當地派出所報案，但警方未在第一時間立案。她又跑到河津市公安局、市檢察院告狀，半路上卻被兩個騎著摩托車的人，用一根裹著紅綢的棍子打在了腿上。亓加良說，她隨后被送往醫院，經診斷為右腿粉碎性骨折，后經河津市法醫檢驗所鑒定為輕傷。

　　從那時起，王淑珍就到河津公檢法機關討說法。每天早上8點，亓加良騎著摩托將王淑珍帶到河津市公安局門口，把人放下就走。王淑珍拄著拐慢慢走進公安局的院子里，局長或者相關負責人如果不在辦公室，她就坐在門口等，直到對方現身。

　　但河津公安局也沒立案，王淑珍就往河津檢察院、運城檢察院跑。

　　城關村村主任高俊民是帶頭填埋王家水井的人之一，因為王淑珍的控告，他常常受到上級部門的壓力。他找到王的前同事劉中科從中斡旋，希望給王經濟賠償，將農田引起的糾紛私下了結。

　　但王淑珍拒絕了。4月2日，劉中科告訴新京報記者，“她說這個錢我不能要，不然我就真的說不清了。”

　　奔走下，案子終于有了起色。事發4個月后，毆打亓加良的高全生等二人被行拘，但執行暫緩；5年后，高俊民因拆除變壓器、填井斷路等行為，被判犯破壞生產經營罪；6年后，毆打王淑珍的嫌犯被警方抓獲，并因故意傷害罪獲刑2年8個月。

　　不過，身為被害人的亓加良、王淑珍在上述三起案件中均未獲得賠償。

　　2008年，亓加良在河津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向高全生等人主張健康損害賠償，王淑珍為其公民代理人。但因為高全生等人針對行政拘留決定提起了行政訴訟，所以民事訴訟被中止，6年未決。

　　2014年，王淑珍再次代亓加良起訴高全生等人，河津法院主審此案的法官叫王軍。依據王軍事后為芮城縣檢察院寫下的情況說明，高全生主動找王軍調解此案，王淑珍則提出案件已過7年，各種損失共計40萬元。

　　“王淑珍說她只在王軍辦公室見過幾次高的律師。”王淑珍的二審辯護律師范辰說，她稱數次交涉后，與高全生的律師在王軍的見證下達成一致，由高全生賠償39萬元。

　　銀行轉賬記錄顯示，2014年6月23日，高全生支取現金39萬元。王軍當天收到后，手寫一張收條，“今收到高全生叁拾玖萬元整”，之后王軍將39萬元轉給王淑珍。

　　依據民事訴訟法，法院如果參與調解，協議達成后應制作民事調解書。但河津法院未就此事出具調解書。“所以這不算法院調解，只是法官參與了民間調解。”4月3日，王淑珍案一審審判長、芮城縣法院法官張永生說。

　　后來，這39萬元成為王淑珍敲詐勒索的犯罪事實。

　　做教師時的王淑珍。

　　民間訟師

　　為了那場爭執，王淑珍學了不少法律知識。

　　她被捕后，女兒把她的舊物搬到自己家里，僅法律書籍就有30多本，合同法、物權法、工傷保險條例等，很多書上都有王淑珍劃下的重點。亓加良說，王淑珍為了省錢，還經常到新華書店的法律圖書部抄法條。

　　河津市公安局信訪科的薛學省曾是王淑珍的老同事。王來公安局辦事，會找他聊聊案子，講起法律來頭頭是道。“但她不會讓我給她出主意。出了信訪科該找誰，她完全清楚。”薛學省說，維權的幾年，王淑珍對河津市公檢法的位置、人員了如指掌，就連河津市政府及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都曾向有官司的親友推薦王淑珍。

　　在河津，不委托有執業資格的律師，反而委托親友代理案件并不少見。多位受訪者表示，委托親友的費用比律師低，而且“熟人靠得住”。

　　依據民事訴訟法，除律師外，“當事人的近親屬或者工作人員，當事人所在的社區、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可以成為委托代理人。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與民訴法基本相同。

　　據中國審判流程信息公開網，除民事、行政案件外，刑事案件申訴也可委托公民代理，適用民訴法的相關規定。

　　河津市西梁村的阮穩杰經人介紹后找到王淑珍。2008年，他進京上訪回到河津后被起訴，涉嫌的罪名是非法采血、非法組織他人賣血罪，一審被判6個月拘役。但判決中認定的事實發生在1998年，當年，河津市檢察院便作出了不起訴決定。

　　人在獄中的阮穩杰，托朋友鄧建唐找到了王淑珍。王先后到河津市檢察院、運城市檢察院為阮穩杰申訴。

　　從河津到運城要先坐長途再換公交，單程3個多小時，她經常一個人來回跑。她不放過任何一個檢察長接待日，帶著手寫的材料一次又一次重復案情。

　　2011年，運城中院撤銷了河津法院的判決，以一事不再理原則為由，改判阮穩杰無罪。后來，王淑珍還為其申請了國家賠償，阮穩杰獲得人身自由賠償、精神損害賠償共計9萬余元。

　　多名曾經委托王淑珍辦案的當事人說，王淑珍接下的案子，往往一件就要耗費數年。其間，她負責寫材料、遞材料、開庭等全部工作，只在開庭前通知當事人。

　　漸漸地，她成了河津市的名人。她與妹妹一家合住的房子里，客廳里總是坐著找她打官司的訪客，離婚的、被非法占地的、放貸難收的……只要她覺得“有理”，就會將案子收下，有的案子一聽就會回絕。她曾得意地對亓加良說，“有些案子只有我才辦得了。”

　　與名聲相伴而至的是危險。王淑珍的女兒說，丈夫曾收到過一條短信，對方稱如果王淑珍再代理案子，就會有人“弄”他兒子；后來，她在漆黑的樓道里被人用磚頭拍了腦袋。亓加良也說，王淑珍獨居時，家中的玻璃在某天深夜被人打出一個黃豆大小的彈孔，報案后，警方猜測是鋼珠所致，然而附近沒有監控，案件至今未破。

　　代理費引來的麻煩

　　盡管代理了許多案件，王淑珍并不以此為生。作為一名退休教師，她每月有3000多元退休金。

　　3名受訪當事人表示，在代理他們的案子時，王淑珍未收取費用。出于感謝，有些當事人收到判決后會帶著禮物前來探望，有時送一箱牛奶，有時送幾盒保健品，偶爾也會有人請她吃飯。

　　“來找我的人說，皇上都不白使喚人，就給我點錢。”接受訊問時，王淑珍對公安機關表示，有時她也會向當事人收取一些費用，但多數情況下是對方主動給錢。

　　“王淑珍收費沒什么標準，有時候會收一些車馬費，有時候辦了幾年的案子就收幾千塊甚至幾百塊，兩起標的分別為100萬元和600萬元的案件，也只收取了1萬元。”王淑珍的一審辯護律師張晉宏說，法律并未禁止公民代理人收取費用，其中的合理部分還受到保護，“比如2010年，最高法院給重慶高院的回復中說，對于受托人為提供服務實際發生的差旅等合法費用，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給予支持。”

　　但因為缺乏收費標準，王淑珍也和當事人鬧過糾紛，比如劉斌武案。

　　王淑珍案的一審判決顯示，2012年，劉斌武的兒子因車禍重傷，通過同村人衛永真向王淑珍求助。衛永真曾是王淑珍的學生，安排了劉斌武一家與王淑珍見面，并約定將最終賠償款的10%作為王的代理費。

　　但代理案件的兩年，王淑珍與劉斌武一家產生不少摩擦。2014年案件宣判時，法院判決車禍肇事方賠償劉的兒子11萬元，王淑珍卻違背約定，要求將代理費提高到賠償金的30%。后來經過衛永真協調，劉斌武一家給了王淑珍3.6萬元。

　　但王淑珍曾向二審辯護律師范辰回憶，劉斌武一家給錢后并不服氣，夫妻二人曾到王家門口敲門、大聲譴責，說她“搶走幾萬塊錢”。王淑珍報警后，劉斌武和妻子當天晚上便分別寫下保證書，稱“不再找王老師麻煩，如有再犯，原(愿)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并聽從公安機關任和(何)處理”。4月2日，新京報記者在王淑珍女兒家看到了這份保證書，被夾在劉斌武案的材料中。

　　“別把半個官場拉下馬”

　　熟悉王淑珍的人評價她：“執著”“固執”“愛較真”。

　　上世紀90年代，王淑珍調到河津市機關幼兒園工作時與園長起了摩擦，被停薪停職后她直接告到河津市教育局；教育局未處理園長，她就向運城市紀委舉報了教育局局長，歷時兩年。最終，那位局長和幼兒園園長分別受到一次嚴重警告、兩次警告。

　　幫人代理案件后，類似的情節仍在繼續。從2007年為亓加良被打等事維權時，王淑珍就在河津市檢察院檢察長劉少華那里屢次受挫，她曾對律師說，劉少華“蠻橫、兇巴巴，從來不用正眼看人，上班時間滿身酒氣”。后來在其他案件中，劉少華更讓王淑珍不滿，他要么拒絕接受申訴材料，要么收下材料后遲遲不做回復。

　　那時，檢察院剛建成的一棟小樓被推倒重建，王淑珍認為劉少華應負主要責任；那段時間，電視臺還播放了劉少華訪談，劉提到曾退回10萬元賄賂款。2014年，王淑珍把劉少華拆除新樓、退款“作秀”連同對案件不作為、上班喝酒等事一起寫成材料，到河津市信訪局、市紀委、市人大，以及運城市紀委、市人大等機關舉報。

　　2015年，運城市紀委調查后，給予劉少華開出黨籍和公職的處分。

　　因為另一起案子，2011年，王淑珍在河津法院與副院長原建強起了沖突。原建強動了手，王淑珍受傷，后經河津市公安局鑒定為輕微傷。

　　此后，王淑珍數次到河津市紀檢委、市人大常委會控告，兩個月后，原建強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第二年，河津市紀委再次對原建強打人一事做出處罰，撤銷其黨組成員職務，建議撤銷其法院副院長、院執行局局長、院審判委員會委員職務。

　　代理案件時，王淑珍控告過一批官員。其中，河津法院院長、黨組書記張因煥對王淑珍實施過司法拘留，5年后因嚴重侵犯他人人身自由等原因被運城市紀委撤銷黨內職務；河津市法院司法警察后某杰因超期送達執行通知書、超期結案以及未對相關責任人依法追究，被兩次處以黨內嚴重警告；市公安局經偵大隊大隊長謝某剛因未履職被行政記過……

　　王淑珍的二審律師范辰說，受到處分的官員只是她舉報的一小部分，但至今為止，他還未發現王淑珍偽造事實、誣告官員的證據。

　　在王淑珍留存的文件中，新京報記者找到了她列出的舉報官員“成果”表。從表格上看，1991到2017年間，河津市公檢法機關及政府部門的18名公職人員受到處分，其中6人被免職，其中部分有新聞報道、紀委文件等證據證明是王淑珍的舉報起到了作用，而另一些則暫時并無直接證據。

　　河津是個小地方，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總有牽牽絆絆的關系。因為舉報的事，曾為王淑珍在案件中斡旋的劉中科勸過她一次，“不要對官員太過苛求，不要像楊三姐告狀，非要把半個官場拉下馬。”王淑珍沒答話。

　　調解出來的“辛苦費”

　　或許因為王淑珍執拗的舉報，當地不少官員對她有所忌憚。如果有案子落在她手里，一些人會私下里找她，求情，送錢，試圖獲得諒解，

　　2008年，河津市陽村鄉連伯村村民周世民在村里修路，卻被村委會拖欠了工程款，起訴后勝訴。但連伯村不執行法院判決，他因此找到了王淑珍。

　　依據2009年陽村鄉黨委會議材料，時任鄉黨委書記呂武榮為了保持連伯村“村情穩定”，決定暫緩工程款執行。王淑珍拿到會議材料后，將其作為阻礙執行的證據，向河津市信訪局、市紀檢委控告呂武榮及連伯村村主任楊毅剛，持續多年。

　　2013年6月15日，呂武榮找到王淑珍，在她的門縫里塞進一封信：“人生在世，難免有時候會說錯話或做錯事，過去的事情不可挽回了，將來的事還來得及改正。”他未提及具體事項，但表達了對王的歉意，希望獲得諒解。

　　王淑珍留下了這封信，記下了時間，但仍未停止控告。2015年下半年，連伯村村民馬保民突然來到王淑珍家，送上了10萬元。

　　針對此事，王淑珍對范辰說，馬保民曾經幫忙緩和她與連伯村村主任楊毅剛的關系。依據呂武榮向檢察機關提供的情況說明，呂武榮得知此事后曾囑咐馬保民，希望他也為自己求求情。

　　依據馬保民向檢察機關提供的情況說明，他是呂武榮的好友，10萬元是他自愿送給王淑珍的，呂武榮并不知情。4月初，記者多次聯系馬保民，對方拒絕接受采訪。

　　接受警方訊問時，王淑珍說收到10萬元后她有些動搖，想送回又作罷。她說女兒和呂武榮是好友，曾借給呂10萬元，她沒向女兒問過此事便把這筆錢當做了還款。

　　2016年下半年，另一名被舉報人——連伯村村主任楊毅剛也做出了類似選擇。他找到鄉聯校校長曹建珠和劉中科調解，數次邀請王淑珍見面、吃飯，最終于2017年4月29日以10萬元換取王淑珍停止控告。

　　當時連伯村執行困難，王淑珍則要求盡快支付款項，于是河津市法院主審周世民案的法官王軍也參與了此事調解。王淑珍在日記中寫道，2017年4月26日，王軍打電話提出調解此事，王淑珍通知了曹建珠。第二天下午，王淑珍、曹建珠、程津福、楊毅剛等人來到河津法院二樓的接待室，與王軍一起商量剩余工程款的結算。

　　劉中科說，后來王軍離開調解室，曹建珠提出由楊毅剛向王淑珍、程津福支付10萬元，作為兩人多年來的“辛苦費”，并表示楊毅剛會盡快支付剩余的工程款，只希望王淑珍可以暫緩控告。一個小時后，雙方達成一致。

　　調解3天后，劉中科打電話向王淑珍詢問何時、怎樣支付這10萬元，對方回答“去找程津福”，并表示不愿參與。曹建珠便幫忙安排，找人把10萬元送到了程津福家，程沒有拒絕。

　　因敲詐勒索獲刑

　　王淑珍沒想到，楊毅剛派人將10萬元錢送到程津福手中后一個半月，他便向河津市城區中心派出所報案，稱遭到敲詐勒索。第二天，王淑珍和程津福分別被警察從家中帶走，刑事拘留，并于2017年7月21日被逮捕。

　　后來，王淑珍的一審辯護律師張晉宏提出，她數年間多次控告本地公檢法工作人員，河津司法機關應當回避，本案轉由運城市芮城縣檢察院公訴、芮城縣法院審理。

　　2018年8月，芮城縣檢察院以4起敲詐勒索罪和21起非法經營罪對王淑珍提起公訴。敲詐勒索罪事實包括2014年高全生通過法官王軍轉給王淑珍的40萬元；2014年王淑珍向劉斌武收取的3.6萬代理費；2015年和2018年分別從呂武榮、楊毅剛處各收取的10萬元。非法經營罪主要指她以公民代理身份收取的26.6萬費用。程津福被訴參與兩起敲詐勒索、8起非法經營。

　　針對非法經營罪，張晉宏在法庭上表示，王淑珍并未非法牟利，只是在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收取了一定的辦案費用，未冒充律師，也未擾亂市場秩序，其行為無法構成非法經營。

　　在敲詐勒索的問題上，王淑珍表示自己從未主動向楊毅剛、馬保民索取錢財，亓加良的40萬賠償款是在法官調解下得到的。她說，“我沒有敲詐任何人，也沒有敲詐勒索，是合法的公民代理。”

　　2019年2月27日，芮城縣法院對王淑珍案做出一審判決，4起敲詐勒索罪全部成立，但非法經營罪不成立。王淑珍因此被判有期徒刑12年，程津福因參與兩起敲詐勒索獲刑5年6個月。

　　判決書中寫道：“被告人王淑珍、程津福借代理案件之機，采用威脅、要挾等手段，強行索取他人財物占為己有，達到非法占有之目的。”

　　案件的影響力，滲透到法庭之外。

　　2019年2月19日，王淑珍案一審判決的前8天，《運城日報》發表社論，將王淑珍案稱為“誣告陷害干部”的反面典型，并認為借此可以“充分激發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一名知情人告訴新京報記者，該文件下發到了河津市各政府機關單位。

　　一審宣判后，芮城縣檢察院又發布文章稱，為了王淑珍案，檢察長張夢京三次召開公檢法三長聯席會議，“承辦檢察官四次前往河津等地，與河津公檢法溝通案情，引導偵查取證”。文章隨后被刪除，運城、河津等5個本地新聞公眾號轉發了該文。

　　多年來，三長聯席會議在法學界多受詬病。王淑珍的二審辯護律師范辰說，刑訴法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在刑事案件中，公檢法的關系應該是魏蜀吳，而不能變成劉關張。相互制約和監督，可以避免冤案；相互配合，協調辦案是冤案發生的重要原因。”范辰說。

　　4月3日，王淑珍案一審審判長張永生對新京報記者表示，自己不知道該案召開過三長聯席會。

　　4月4日，運城市檢察院一名負責宣傳的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王淑珍案之所以需要召開三長聯席會議，是因公民訴訟代理、上訪引起的案件在運城市是頭一件，因此要解決疑難問題。至于具體的疑難之處在哪里，不便向外界透露。

　　目前，王淑珍、程津福均已提起上訴，二審開庭日期暫未確定。

　　新京報記者 龐礴 山西運城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