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數百年浮沉，在前世今生的嬗變中，廈門港發展成為全球第十四大港，并與世界一流航運企業通過“絲路海運”的平臺積極互動。

　　追溯廈門港的歷史，就一定要提及另外三個港口——漢唐的福州港、宋元的泉州港和明代的月港。這四個港口，并稱福建歷史上的四大商港。

　　一個港口的衰退，伴隨的是另一個港口的興起，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月港與廈門港的變遷，印證了這個說法。而從這兩個港口的興衰交替，可以探索出閩南文化尤其是閩南海洋文化變遷的基本規律，認識閩南文化的世界性特征。

明代的月港

　曾是當時唯一合法的民間海上貿易始發港

　　月港，位于龍海海澄鎮境內，在中國外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現在雖然無法看見當年海舶鱗集、商賈咸聚的繁華，但是保存400多年的古建筑及遺址，仿佛向人們述說著當年的輝煌光景。

　　作為內河港口，月港港道水淺。海船出入受潮水限制，且不能靠岸，只能靠小船接駁。體量不大的月港如何成為著名的對外貿易港口？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陳耕給出了答案。他說，明朝中期實施“海禁”政策，官府關閉泉州港，商人急需尋找出路，他們發現月港所處的位置既隱蔽又便利，便紛紛從泉州遷至漳州。

　　1567年，明隆慶帝有限度放寬了“海禁”，在月港開放“洋市”，這個漁村小港成為明朝“海上絲綢之路”唯一合法的民間海上貿易始發港。無數商賈滿載著香料、藥材和奇珍異寶揚帆而來，再將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遠銷世界各地。

　　據明代萬歷年間龍溪人張燮所著的海上交通史名著《東西洋考》記載，明代從月港出發的海上航線有18條，與東南亞、南亞和東北亞等47個國家和地區有直接貿易往來的商船數至少有300艘次。月港商人還以菲律賓群島和南洋群島的其他地方為中繼站，直接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歐洲國家進行交易，航線與歐洲各國開辟的新航路相連接，形成當時世界唯一一條環球貿易航線。

　　然而，到了十七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南洋，荷蘭占據爪哇島，控制南洋南部，西班牙侵占菲律賓群島，控制南洋東部，并屢次侵犯福建沿海地區，嚴重破壞了月港的海外貿易。另外，當地的克拉克瓷因為生產技術被外國人盜取，導致瓷器出口量急速下降，加上明代封建統治階級政治的腐敗無能、橫征暴斂，加速了月港的衰落。明清交替之際，由于清鄭雙方在東南沿海的長期交戰，月港的對外貿易也產生了嚴重影響。

廈門港取代月港

　迅速崛起成為國際貿易商港

　　廈門港地處九龍江入海口，是泉州港與南洋通航的必經之地，又是漳州月港入海的咽喉。根據史料，宋朝至明朝，泉州港、漳州月港先后興起，在兩港的帶動下，廈門港的轉口外貿量增大。明末清初，廈門港因為港闊水深的優勢，開始取代衰退的月港，并發展成為通商口岸，迅速崛起成為國際貿易商港。

　　據明朝萬歷年間《漳州府志》記載，月港周圍有月港、盧沈港、普賢港、海滄港、東頭港、員當港、鴻江港等一大批港群，從其名字我們可知，其中的海滄港、員當港、鴻江港，現在都屬于廈門港，由此可知，當時的廈門港已是月港的外港了。

　　彼時的廈門港，集漁港、軍港和商港于一體。“這個格局可以說是鄭成功奠定的。”陳耕說，鄭成功主張“通洋裕國”和“大開海道、興販各港”，因而積極發展海上貿易，開辟了東西洋貿易通道，廈門成為我國東南沿海首屈一指的對外貿易口岸，出洋的航線有東洋、東南洋、南洋、西南洋4條。后來，清朝在廈門設置“閩海關廈門衙署”，許多人從廈門出發到世界各地闖蕩，海洋文化隨之形成和發展。

　　在陳耕看來，海洋文化的本質是人與海洋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不同地域、不同的人利用海洋的不同經濟方式，產生了不同的海洋文化。“我們可以用歷史思維，即長時段、全局性、動態性的觀點來觀察世界的海洋文化，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原始時代、農耕時代、工業時代。”陳耕說，原始時代誕生了影響后世深遠的海洋捕撈和鹽業生產，催生了人類原始的海洋文化。進入農業社會，產生了三種新的海洋文化——掠奪型海洋文化、資源型海洋文化，以及以勤勞智慧的制成品開展海上公平易貨的貿易型海洋文化，而第三種文化崇尚的是誠信、公平，尤以閩南的海洋歷史文化為代表。

　　“廈門是閩南海洋歷史文化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陳耕指出，廈門港曾經是閩臺對渡的唯一口岸，又是閩南人過臺灣、下南洋的出發地和歸來港口。廈門還創制了同安梭船，以蔗糖、茶葉、龍眼干等農產品的商品化，推動了海洋文化與農耕文化相融合的閩南海洋歷史文化發展。鴉片戰爭以后，廈門學習工業文明，推動了閩南文化的現代化，培育了許多中國近代的杰出人物。

　　從月港到廈門港興衰交替的歷史表明，誰是閩南最大的港口，誰就引領閩南文化創新與發展的潮流。開拓進取的海洋文化是千百年來閩南文化生生不滅的重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