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不久他就拿到了不動產證，但王松心里仍然不踏實，他就像考試做題一樣反復研究各區政策。經過橫向對比他發現，其他區都沒有多校劃片的具體政策。他擔心在整個北京義務教育政策改革的背景下，今年所說的6月30日前拿到不動產證的就維持單校劃片的規定，在4年后孩子幼升小時是否依然算數。“假如換一屆區教委的人，一拍腦門政策又變了，我們怎么辦呢？因為我的孩子并不是這兩年就上學的，所以還是不放心。”

　　另外，他發現，自己所在小區周圍的多校劃片很不合理，教委發布的居住地對應學校查詢系統顯示，該小區除了樓下的人大附中朝陽學校，還多對應了兩個2公里以外的小學，它們并不屬于芍藥居北里所在的太陽宮片區。而3公里外的小區裘馬都卻舍近求遠，劃入人大附中朝陽學校，甚至2公里外并不相鄰的高檔小區冠城大通瀾石和圣馨家園竟然實行單獨劃片，都對應著離他的新家最近的人大附中朝陽學校。

　　“教育改革我們理解，但劃片劃得莫名其妙，也沒有經過聽證會就宣布了，公共政策怎么能這樣出臺呢？”王松感到疑惑。

　　今年2月下發的《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做好2017年義務教育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指出，在教育資源配置不夠均衡、群眾擇校沖動強烈、“學區房”問題突出的地方，要一手大力推進均衡發展，一手積極穩妥推進多校劃片（隨機搖號、派位），片區調整時要按照依法治理的思路和辦法，由縣級教育行政部門邀請相關單位和家長代表充分參與，增強劃片工作的認可度和公信力，新舊片區變化要設置合理的過渡期限。

　　《汽車商業評論》雜志主編賈可也是芍藥居的業主之一，他發長微博稱，“本次劃片工作既未在事前征求芍藥居家長意見，也未在事后公示任何劃片依據和原則。”

　　5月4日，芍藥居10位業主代表在太陽宮社區信訪大廳與朝陽區教委孫科長當面溝通，最終得到答復：“630政策”之前的業主，2017年以后幼升小單校劃片不受影響；此外，劃片的問題，由于今年制定政策時間緊張，對應學校沒有仔細檢查，就大致把周圍的學校給填上了，回去會馬上調查。

　　其后，朝陽區教委兩次更改對應學校查詢系統，并于5月6日改回到2016年的政策，網站上不再顯示和“630政策”有關的信息。這個變化讓家長們更加焦慮，賈可說，“到底朝陽區入學教育改革是如何進行的，僅靠查詢系統通知各位家長自行解讀嗎？”王大海也在關注“630政策”，他認為“政策的模糊和不確定，以及在執行過程中的隨意性，是讓家長最失望的地方”。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更合理的學區治理“應該是一個開放式的民主的治理機構，政府官員、立法機構成員、校長代表、學生家長代表、校友代表、社區人士代表都參與學區治理當中。包括學區怎么劃、是單校劃片還是多校劃片，這都不是由政府部門決定的，而應該是老百姓共同參與決策。現在是政府部門來決策，因此可能大家不太理解，會引起爭議”。

　　事實上，北京市教委在3月25日宣布將繼續擴大多校劃片范圍之后，多家媒體對學區房進行了報道，紛紛猜測學區房或將貶值。但石桓亦并不認同這種猜測，“還要看政府如何實施。”他認為，整體房價不會有太大變化，多校劃片最多是把家長的焦慮從“怎么去某一個小學”轉移到“怎么進入某個區”。“現在規定說要搖號，但是對家長來講，似乎除了買房，在幼升小上面，沒辦法幫孩子做任何其他事情。原來我的房子對應的小學沒人想去，現在竟然多出了個某知名小學的名字。別管機會是大還是小，但畢竟是有機會——這仍然是房子升值的重要依據。”而這一切背后的根源，在他看來，還是北京的優質教育資源和基礎資源不均衡。

　　熊丙奇也認為，實施多校劃片，是因為學校與學校之間存在比較大的教學質量差距，一方面降低學區房的擇校功能，另一方面能讓條件薄弱的學校所對應的社區的學生，也有機會進入好學校。“學區內各學校辦學質量能不能做到均衡，是最需要關注的問題。多校劃片只是一個手段，實在的做法，是縮小學校間的差距。”

　　有些買了學區房的家長則顯得比較委屈，“我承認教委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可以逐步地用教育集團、好學校拉差學校的方式，把學校教育質量之間的差距淡化一些。用這種一刀切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讓老百姓買單，確實有點不公平。”王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熊丙奇認為，多校劃片也會給教委帶來麻煩。在該區域買房的家長會有意見。如果學區內各校教育質量差距大，則熱門學校受追捧，教委提出電腦搖號，可是，是否有暗箱操作呢？這方面難免會出現“陰謀論”的看法。

　　在朝陽區“630政策”撤回的同時，6月份，西城區宣布首次嘗試“幼升小”多校劃片派位，說是為了“一定程度上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范圍”。該區共有3所學校通過多校劃片方式招收新生，共6個班名額，涉及5個學區。分別是西師附小展覽路校區面向展覽路學區招收兩個班；黃城根小學面向新街口學區和什剎海學區各招收一個班；北京育才學校面向大柵欄椿樹天橋學區和陶然亭白紙坊學區各招收一個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