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英國哲學家菲莉帕·富特提出了一個“電車難題”，讓失控的電車司機在撞死一人和撞死五人的兩條軌道間進行選擇。實驗呈現一個悖論：撞死一人而拯救五人的做法，并不比奪走五條人命、保全一人更道德。

　　電影《紅海行動》給出了第三種答案：都要救。在面對營救一名中國人質和帶走百余名其他人質的抉擇面前，中國軍人決定在保證完成任務的前提下，救走全部人質。為此，以寡敵眾的蛟龍突擊隊付出了慘重代價。

　　這種選擇很值得。這里說的值得，不是從宣傳角度來衡量的，而是從一部電影主題設定角度來說的。它體現出“對個體生命無國別、無差異的珍惜和尊重”，跳出了簡單的恩怨情仇窠臼，把影片的主題從單純描述戰(zhàn)爭的殘酷提升到對生命的拯救，從而起到了“以戰(zhàn)反戰(zhàn)”的效果。

　　同樣是所謂主旋律大片，《紅海行動》沒有把國旗套在胳膊上穿過交戰(zhàn)區(qū)，沒有把現實中不存在的語句印上護照，更沒有孤膽英雄深入敵穴手刃仇敵的神化，而只是把戰(zhàn)艦、槍械以及戰(zhàn)斗、戰(zhàn)術的細節(jié)予以逼真呈現。有的細節(jié)，甚至呈現得過了頭，如“斷指”“巴士爆炸”等鏡頭。

　　有報道就說，《紅海行動》 的演員曾經“抗議”，導演對于“真實”的要求到了苛刻地步。他不允許演員“表演”，而是通過高強度訓練和艱苦的實景、實戰(zhàn)拍攝，讓他們成為劇中人物。據說，在一次拍攝中，演員眼睜睜地看著一臺攝影機在面前被炸掉，那一瞬間的反應恐怕再真實不過了。

　　除了場景、道具和表演的逼真，還有對于人物刻畫的“真實”。這部看似從頭打到尾的影片中，細枝末節(jié)間總會折射人性的美和善：女記者在得知助手遇害后的慟哭，機槍手在戰(zhàn)友臨終前剝不開一顆糖時的顫抖，無不讓人聯想到生活中似曾相識的酸楚。

　　電影人大衛(wèi)·米歇爾曾說：“有的電影讓真實變得虛假，有的電影讓虛假成為真實，有的電影亦真亦假。”《紅海行動》是一部怎樣的電影？至少目前來看，它應該會收獲比之前的主旋律影片更好的國際化口碑以及國家形象效果。

　　長期以來，我們的許多影視創(chuàng)作都深受“命題作文”的困擾。很多人面對敗績時，也往往會用一句諱莫如深的“主旋律”來搪塞。其實，“主旋律”從來就不應該是“不好看”的代名詞。

　　在這方面，美國人深諳其道。電影《壯志凌云》中，英俊帥氣的阿湯哥駕駛同樣帥氣的戰(zhàn)機鏡頭，深受年輕人羨慕。據說，電影上映后，報名加入美國海軍的人數暴增了三分之一。此外，好萊塢生產的《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中途島戰(zhàn)役》乃至《變形金剛》等許多大片的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國軍方的資助。

　　美國軍方為何如此熱衷于“拍電影”？僅談兩個原因：一方面，這些電影所呈現的官兵形象，成為民眾了解軍隊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片中所展示的武器彈藥，可以成為軍火交易中的極佳演示。

　　相比之下，不少中國影視工作者只要遇到“主旋律”，創(chuàng)作上似乎就早早地“知難而退”，自縛手腳；甲方單位也習慣于干涉編劇、導演的藝術創(chuàng)作，無法做到“把專業(yè)的事交給專業(yè)的人”。兩廂消磨之下，成片往往既不叫好也不叫座。

　　據報道，在《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的籌備期間，導演也都與甲方在創(chuàng)作上發(fā)生過爭執(zhí)。他說自己不懂“主旋律”，只懂拍電影。但從成片效果來說，恰恰是“不懂”的他真正把握住了“主旋律”，接二連三取得了成功。這絕對不是運氣好、檔期好，而是抓住了電影的首要屬性——藝術性。

　　如果把主旋律的宣傳比成一粒藥片，那么藝術性就是藥片外面那層糖衣。糖衣做得不好，再好的藥也讓人難以下咽。我們的老祖宗，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

　　就拿國人耳熟能詳的四大古典名著來說，《西游記》里的孫悟空要“三打白骨精”，《水滸傳》里的宋江要“三打祝家莊”，《紅樓夢》里的劉姥姥要“三進大觀園”，《三國演義》 里的諸葛亮更是“七擒孟獲”。這種敘事方式，完全符合戲劇結構中“一波三折”的技巧。

　　以此觀之，《紅海行動》的撤僑、救人、攔截“黃餅”三段劇情，不僅真實合理，而且層層遞進，讓觀眾在視聽享受中獲得刺激、感動和思考，也無限接近了商業(yè)類影片本該有的面貌。

　　當然，《紅海行動》并不完美。有的鏡頭炫技過甚，反而削減了影片的力量；畫面中殘肢過多，確實有點不適合未成年人觀看。但瑕不掩瑜，沒有什么脂粉氣或故作高深的《紅海行動》，無疑為2018年的中國電影開了個好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