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貴”

在世界前50位最“貴”的城市中，亞洲占9位，非洲占7位，北美洲占7位

　　在北京生活的老外，近年來感覺經常吃的餃子和烤鴨越來越貴了。不僅如此，在CBD附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方便午餐，只有肯德基和麥當勞。

　　2012年最后一天，咨詢公司ECAInternational發布了一份生活成本調查報告，報告顯示，過去一年駐外人員在北京和上海等中國城市的生活成本上升。ECA說，由于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京滬兩市的日常生活成本都超過了過去生活成本更高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城市。

東京常年位居亞洲最貴城市榜首

　　在ECA調查的425個城市中，北京的生活成本目前排名第22位，緊隨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和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北京2011年的全球排名是第35位。與此同時，上海從2011年的41名上升到26名。

　　京滬兩市都進入了亞洲最貴城市前十名，北京第五，上海第七。前四名都在日本，其中東京常年位居榜首。

　　排名大幅上升的其他中國城市還有蘇州和成都。蘇州的外國人生活成本從2011年亞洲第113名上升到23名，成都從亞洲第114名上升到24名。香港排名也有所上升，從第58名上升為32名。

　　ECA亞洲區總監關禮廉(LeeQuane)表示，通貨膨脹和人民幣相對其他貨幣升值是中國內地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推動因素，實質上中國物價上漲比西方更快，這使北京在排名上超越了其他一些城市。

　　ECA的計算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外出就餐、交通、服裝等方面，但不包括居住成本或上學費用。

　　關禮廉介紹，調查評估多選擇“國際生活方式”的駐外雇員的生活成本，比如那些在家樂福(Carrefour)、沃爾瑪(Walmart)或樂購(Tesco)購物的人群，而不是如當地人一樣在菜市場購物的雇員。

　　亞洲各地生活成本相差很大。據ECA調查顯示，東京的日常生活成本是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三倍。但關禮廉說，生活水平相近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和新加坡)，生活成本的差異對很多駐外人員來說區別不大。

　　目前北京的日常生活成本比香港高10%左右。差距是存在的，但不足以讓人離開北京，遷居他地。

亞洲城市普遍“貴”

　　Jams.Lee在紐約擁有一個自己的服裝品牌，第五大道上其服裝單品售價高達上千美金，2012年年初他想把自己的品牌拓展到上海，然而高昂海外員工派遣費用卻讓其踟躕不前。

　　“一個高管派駐上海的成本如今非常高。住房、交通補貼、保險等費用將高達每月3萬元人民幣左右。雇傭本身的薪酬，以及計算部分員工家庭隨行的相應補貼后，總體預算十分龐大。”Jams.Lee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十年前，品牌進駐日本市場時會付出巨大的外派人工成本，如今在北上廣等大城市也需要付出同樣的代價。

　　亞洲城市普遍生活成本偏高，這和經濟的繁榮有著直接聯系。

　　在ECA2012年度下半年的調查中，全球外派人員生活成本最高的前50名城市里，亞洲占有9個席位，排名最末的香港位列第32位，高于北美排名最高的溫哥華3位。

　　廣州(第56名)與深圳(第59名)等其他中國內地城市的排名亦有上升。

　　關禮廉指出，“本年ECA所統計的‘一籃子’消費項目的價格在中國上升了5%。雖然升幅低于去年的9%，但是中國的物價通脹情況仍較全球其他地區嚴重，相當于近年來經濟增長放緩的歐洲及北美洲，這種情況尤為嚴重。”

　　同時人民幣增強了對多種貨幣的表現，因此中國地區的生活成本日趨昂貴。這可能會削弱中國在亞洲應有的競爭優勢，有意在該區域設立辦事處的企業現在或會慎重考慮應否派員駐守中國。

　　在過去三年，亞洲地區的全球排名相繼攀升。相對于如今的9大城市，2009年該區域只有4個城市打入前50名，其中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和首爾并不在內。

　　日本是2012年物價唯一下跌的亞洲國家，不過其首都東京仍然穩奪亞洲及全球最昂貴生活費用城市的寶座。

　　隨著歐元及其他歐洲貨幣對美元走勢變弱，而且在過去一年，歐洲物價的平均增長速度較其他地區緩慢，致使歐洲多個城市全球排名下跌。

　　由于希臘及西班牙正值金融危機，因此兩國城市的全球排名較去年大幅下滑。雅典的排名下跌47位至第109名；馬德里則下跌44位至第105名。另一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葡萄牙的全球排名亦有較大跌幅，首都里斯本從2011年第98位急跌至第158位。

　　在新興市場中巴西的下跌令人意外，全球第64名的里約熱內盧與第69名的圣保羅，比上次調查的排名均下跌了逾40位，這主要是該國貨幣雷亞爾對美元及其他主要貨幣表現疲弱的原因。

昂貴非洲

　　令人詫異的是，平均生活水平較低的非洲大陸，在排名中意外地表現突出。

　　據Mercer公司2010年全球生活成本調查顯示：安哥拉首都羅安達是外派人員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東京和乍得首都恩賈梅納分列二、三位。

　　此次調查結果顯示，生活成本排行榜前十位中有三座非洲城市，這是該項調查史上首次出現這種情況。這三座城市是羅安達、恩賈梅納和加蓬首都利伯維爾(排名第七)。

　　同樣在2012年ECA的調查中，非洲城市也名列前茅：羅安達位居第4，朱巴位居第14，金沙薩位列第19，自由市位居第30，阿布賈第34，拉各斯第38，達喀爾第48。共有7座非洲城市入選前50大榜單。

　　此外，位于大洋洲的巴布亞新幾內亞首都莫爾茲比港超越了眾多一線城市，列全球第13名。

　　非洲外派人員高昂的生活成本，從另一方面反映了非洲市場眾多的投資機會以及繁榮程度。不過對于當地普通居民，這并不是一個好消息，富人社群效應將進一步推高本地白領的生活成本，乃至讓貧困人群的生活更困難。

　　《經濟學人》的觀點顯示：經濟、匯率和貧富差距共同作用于生活成本的高低。

　　用經濟和匯率解釋生活成本的飆升，有一定說服力，但并不牢靠。比如以瑞典斯德哥爾摩為例，瑞典克朗是強勁的，瑞典經濟也不錯，但斯德哥爾摩在榜單上名次卻非常低。如果添加貧富差距程度這一因素，似乎能形成更完備的解釋。

　　將巴拉薩-薩繆爾森理論做一個簡單的推演，可以發現，如果富裕社群較為龐大，那么就會造成非貿易品的緊張，從而抬升了非貿易品價格，進而影響總體的物價水平，提高城市生活成本。

　　而這又自然跟基尼系數有關。假設只有一個富人，而其他萬民平等，那么基尼系數為0，富人可以忽略，一切平均。隨著富裕人群的慢慢擴大和財富懸殊，那么基尼系數會變得越來越大。而“富人社群”的爆發就是這個過程，基尼系數的大幅度上升，同時，社群的強大購買力提高了非貿易品的價格水平。

　　香港符合這樣的情形。香港擁有遠東最多的千萬富人群體，香港的基尼系數一直是世界最高，它的生活成本一直都是世界前幾位的。

　　同樣這一理論也適用于非洲乃至新幾內亞等普遍并不富裕的地區。

　　2000年上海姑娘Joan嫁給了她的英國丈夫，那時候他們一個在上海做外教，一個在外企從事行政工作，兩萬元左右的總月收入讓這對小夫妻過得十分愜意。緊鄰淮海路的新式里弄中租住的住房月租6000元，每周平均外出就餐超過3次，夜生活也是豐富多彩。

　　12年后，雖然這對夫妻的收入都有所增長，但“上海已經不是十年前的上海了，也許為了孩子為了生活得更輕松點，搬回英國是個不錯的選擇。”Joan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雙刃劍

　　逃離北上廣是近年來一種新的現象，指的是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打拼數年后，不少年輕人重新選擇到二、三線城市發展。這個群體雖然還不算龐大，但和多年來人才流動的潮流“奔向北上廣”形成鮮明對比。

　　逃離北上廣的原因很多，但歸根結底無外乎經濟收入無法支撐期望的生活，無力買房，無力結婚，巨大的精神壓力和生活壓力迫使大部分年輕人回歸。

　　羅小武是其中一個不同的案例，他隨時準備著逃離，卻遲遲沒有啟程。

　　“2005年的時候，手頭開始有了點閑錢，買房的計劃提上了議程。”已經35歲的羅小武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但那十幾萬的閑錢，無論在廣州還是深圳都不夠買上一套安穩的小套間，如果一定要購買物業，不但要背上銀行巨額的房貸，還要跟親戚父母借錢。

　　與許多選擇繼續存錢的城市新居民不同，羅小武決定在老家武漢買了一套房。這七八年來他從未回過武漢長期居住，只有在每年過年的時候才回家探親，也就是說，他根本沒有住過自己的這套房。

　　“總算有個根吧，心里安定點。哪天不想在外面漂了，隨時可以回去。”雖然父母反復勸說他回到家鄉，但他始終覺得在大城市的機會更多。2012年他終于存到了自己的第二桶金，在深圳購買了一套單間。

　　對于羅小武而言，回家發展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了，但可能就是因為有了根，所以在外闖蕩起來才敢放開手腳。

　　在眾多聚集在北上廣的年輕人中，羅小武算是運氣和能力都極好的，大多數人還處于蝸居或是蟻居的狀態。

　　32歲的苗新慶，在深圳奮斗10年后，帶著妻女回到了內蒙古呼和浩特。

　　“我是真的‘逃離’，實在干不下去了，只有‘逃’。”苗新慶10年前大學畢業時曾有兩個選擇：到內蒙古某縣級市民政局當公務員，月薪700元；到深圳一家家具企業做銷售，起薪1600元。

　　“當時就覺得700元實在太少，如果能有1000元都會老老實實地做公務員。”而那時，深圳在苗新慶腦海里，是一個到處有機會的地方。

　　事實上，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慶干得就不順利，總也完不成任務。連拿了三個月底薪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動辭職又找了份工作。

　　后來就開始頻繁跳槽，他發現自己根本不適合做銷售這類對個人能力要求比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板沒有交情，也很難坐到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工作10年，苗新慶的工資最高曾到每月5000元左右，且不太穩定，而此時深圳的房價已漲到每平方米上萬元，已結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邊上的舊房里，為不斷上漲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錢發愁。

　　2011年春節回內蒙古老家，看著中學同學現在月薪基本能達到4000元以上，連母親作為一名退休老師的養老金都有近3000元了，他動了離開深圳的念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研究員許召元認為，部分青年“逃離北上廣”，其實是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體現。

　　由于一線城市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更高的生產效率，人才向一線城市聚集。但當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大城市“擁擠”現象越來越嚴重，生活成本、生產成本越來越高。

　　一些人被迫“逃離北上廣”，實際上是受城市的“擠出”效應影響。2012年4月，零點研究咨詢集團進行的“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流動意愿調查”結果顯示，如果可以自由選擇居住地，近半數城鎮居民將北京、上海和廣州作為首選。

　　在許召元看來，在一段時期內，一線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產資料、社會資源，擁有絕對的發展優勢，由此帶來人才“集聚效應”。與此同時，社會競爭加劇，“擠出”現象也就在所難免，

　　據2012下半年度ECA調查顯示：中國仍是眾多亞洲企業派駐員工的首選之地。有過半數受訪的亞洲公司將中國列為頭三個派駐海外雇員的目的地，大幅領先第二名的新加坡(26%)。香港同樣是眾多亞洲市場當中外派員工的理想地點，18%的受訪企業表示，已派駐雇員在港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也出現了亞洲企業將員工派駐西方市場的新趨勢。在所有受訪的亞洲企業當中，有21%表示已有雇員派駐美國；有17.6%則委派員工到英國工作。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駱曉昀|上海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