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華與新余市主要領導交惡的導火索—市行政中心，當年就計劃蓋在這里。

噩夢般的“雙規”
周建華認為，這是因為實名舉報蘇榮妻子而遭到的迫害和誣陷。

　　在位于南昌的江西省紀委昌北培訓中心的“雙規”點，按照程序，周建華開始書寫交代材料。

　　“逢年過節，哪些中層干部給我送了多少紅包，我都寫了。”周建華說，市里的中層干部給市領導送紅包，這在新余是一個普遍現象。“一疊信封里，每個信封寫上領導的名字，然后說，‘周主任這是你的。’你接不是，不接也不是。大家都收，所以我也收了。”

　　周建華稱，收紅包，他堅持幾條原則：第一，班子不團結的不會收；第二，對看不慣的人、比較猥瑣的人送的不會收；第三，數額大的不收。

　　但像這樣的兩三千塊錢紅包的交代根本無法通過。周建華寫的材料被撕了。

　　“之后，我又主動交代了新余一些個體戶給我過年過節送錢的問題。”這讓辦案人員感覺被侮辱了智商，周建華說，辦案人員認為，如果僅是這點問題，那真是查出了一個“優秀的領導干部”。

　　“接下來的周建華經歷了漫長的、噩夢般的逼供：不讓睡覺、拳打腳踢、扇耳光、喝馬桶水以及各種羞辱，并以抓捕他的家屬對其進行威脅和威逼。”周澤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這個過程中，周建華認為，這不是正常的政治審查，而是因為實名舉報蘇榮妻子所遭受到的殘酷迫害和誣陷。

　　據周建華自己的說法，起訴書對他受賄金額1410萬的指控，除了他自己主動交代的45.5萬元人民幣、15萬元港幣及3根金條外，其他的均屬捏造陷害。而他則在以抓捕、移送其親屬相威脅的情況下屈服讓步。

　　“他們拿我的親人做人質，不停地一件件逼迫我接受他們的誣陷。”周建華說，“硬扛，我必死無疑，我的家人也要受到很大的傷害。當時我最大的考慮是如何保住性命和保護家人免遭更大的傷害。”在周建華被“雙規”之后，他的妻子、兒子、弟弟、侄子、前妻及妻弟也先后被抓。

　　周建華說，2012年的清明節，自己度過了人生最痛苦的三天。他告訴周澤，紀委辦案人員要求他分別寫好770萬、176.9萬及一起20萬元以上的交代材料，還告訴他，完成這三件事情，調查基本就結束。

　　“清明節的三天，我流著眼淚，很難過，因為我知道寫這個材料的嚴重后果，如果按他們的要求寫了，我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而如果不寫，他們一定會移送我的妻子。我一邊哭一邊寫。”

　　在周建華被雙規的前一天，他的前妻姚敏建給他打電話，“她在電話里又哭又叫，讓我一定要保護孩子，我向她承諾，用我的生命去保護好孩子。”周建華說。

　　紀委的工作完成之后，是檢察院的同步錄音錄像審訊。周建華稱，在檢察院的審訊之前，他被要求不許翻供，否則馬上將他的妻子收監。“審訊時我只會流眼淚，我感覺到我是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深淵，而且是我自己把自己埋掉了。我一邊講一邊哭，尤其是交待770萬的問題時，我的心一陣陣抽搐。”

　　周建華托獄友從看守所偷偷帶出來的寫在煙盒、錫紙等上面的舉報材料。該材料由周建華的二審辯護律師周澤提供。

在看守所，收集煙盒、騙來一支筆、躲在被子里繼續寫舉報信
舉報材料寄給了中央巡視組和江西全省的處級以上干部

　　2012年5月31日上午9點多，被“雙規”了148天的周建華走出“雙規”室，被移送司法處理。“我終于平安地從地獄般的‘雙規’室里走出來了，心里說不出的高興，也說不出的難受。我高興的是命還在，痛苦的是從這里走出來，我背上了難解之冤。但我相信，不管怎么陷害我，生命在，希望就在。”

　　周建華曾經兩次在“雙規”中想到自殺。“在他們逼我最厲害的時候，想過趁半夜站崗的戰士打瞌睡時，把我的內衣撕掉，用布條死勁扎我的脖子，打一個死結。后來我想，再苦再難，再大的冤屈，保住生命，從‘雙規’室走出來，我就能夠勝利。”

　　周建華到了看守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舉報蘇榮夫婦及新余市主要領導的腐敗問題。

　　“我把它作為我必須要做的事情。”因為看守所里不給周建華提供紙和筆，他平時就收集獄友們丟棄的煙盒和錫箔紙，并從提審他的工作人員手中騙來一支筆。“我躲在被子里面寫，最少寫了十幾封信向中央及有關方面的領導舉報蘇榮打擊報復的問題。號子里面有人出去，就想辦法讓他們給我帶出去，起碼有十幾個人（幫過我）。”“我當時想，一邊暗中向中央舉報，披露真相，一邊準備在法庭上翻供。即使將來判了以后還可以繼續向中央申訴、舉報。”周建華說。

　　2013年3月7日，起訴書送達后，看守所提供紙筆給周建華寫應訴材料和陳述書。他針對起訴書的26個個案指控，一一進行辯駁和質疑，寫了50多頁紙；他還寫了一份10多頁的陳述書。“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檢察院的指控不具合法性，第二部分是詳實舉報蘇榮妻子及新余市主要領導賤賣新余高專老校區300多畝土地的經過，第三部分是關于專案組如何以我家人為人質對我進行威脅，同時對我進行殘酷的折磨、體罰毆打，逼迫我接受各種誣陷的經過。”

　　周建華告訴周澤，在開庭前，所有的這些應訴材料均被看守所的管教強行奪走了。“他被變相剝奪了自我辯護的權利。”周澤說，周建華在偵查以及審查起訴階段一直沒有機會與他的辯護律師見面，直至起訴書送達之后，才第一次見到了律師。

　　在此之前，周建華一直無法與外界取得聯系。不過，他拜托獄友從看守所帶出來的舉報材料終于到達了前妻姚敏建的手中。

　　接到周建華從看守所遞出來的舉報材料后，姚敏建將其整理出來，準備往相關部門寄。那時候，蘇榮還是江西省委書記。2013年3月，中國政府進行新一輪的換屆，蘇榮從江西調任中央。姚敏建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說：“在確定他要到全國政協赴任的第二天，我到了北京，把這些打印出來的材料給中紀委的每位領導都寄了，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都寄了，但我還不敢驚動省里，因為還不確定他什么時候會離開江西。一直到了4月，蘇榮離開江西，在清明前后，我一天寄了幾十封舉報信給江西省委、省政府、省政法委、省檢察院、省高院以及省紀委常委以上的每一位領導。”

　　2013年5月27日，中央第八巡視組進駐江西。姚敏建帶著自己寫的一封信，連同周建華的舉報材料，到了中央巡視組下榻的南昌市濱江賓館。“到了門口，我看到好多便衣，就不敢進去了。我一直都是被監控的對象，他們都知道我一直在告。”她將材料從門口的信箱寄了出去，“但我不放心，又用電子郵件從網上寄了出去。”

　　楊鵬也去了中央巡視組信訪。姚敏建說，楊鵬向中央巡視組舉報之后，他的“取保候審”很快就拿掉了。

　　但不到一個月，姚敏建的弟弟和兒子以及周建華的侄子突然被關了進去。周建華所在看守所的管教干部也陸續被抓。

　　周建華猜測，他的舉報材料遞交給中央巡視組第八小組以及省里的主要領導后引起了重視。“有人返回來追查這些材料是怎么出去的”，管教干部因此被追責。

　　周澤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截至目前，他們并未獲得相關部門的回應。

　　周澤認為，不管周建華的貪腐問題有多嚴重，都應該保護他在司法程序中獲得最基本的公平、公正對待。

　　周澤代理該案后，一直在其實名微博上發布周建華對蘇榮的舉報信，誓與對手“死磕”。據周澤稱，他們將材料寄到了幾乎江西省每一位處級以上干部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