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Google)執行董事長施密特(EricSchmidt)毫不客氣地坦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超級大國。

　　《華爾街日報》的“Corporate Intel ligence”欄目預覽了施密特的新書《新數字時代》(The New Digital Age，蘭登書屋出版)的內容。該書將在4月出版。在通常意料之中的對未來的眾多技術烏托邦式看法之外，施密特對中國的見解最為突出。

　　施密特對未來的這些看法既老套又模式化。他想象，不久后坦桑尼亞塞倫蓋蒂平原(Serengeti)上目不識丁的馬賽族牧牛人會用智能手機查詢當日的市場價格，并以“眾包”的方式獲知附近是否有食肉動物出沒。

　　該書的其他部分則給出了更加悲觀的看法，因為威權政府、極端分子和各色流氓人等也會像馬賽族牧牛人一樣使用高科技產品。好人（無論是什么人）尚未找到妥善保衛自己的辦法。

　　新書是施密特與31歲的科恩(JaredCohen)合寫的。科恩曾是美國國務院要員，目前負責谷歌的智庫GoogleIdeas。

　　施密特與科恩至少還有過另外一次重大合作。兩人曾合寫了一篇長篇文章《數字化破壞》(TheDigitalDisruption)。文章發表于2010年11月。文章開篇便預測，當除了手機之外身無一物的大量公民參與小型反抗活動、挑戰當局的權威時，政府會被弄得措手不及。

　　一個月后，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波公眾反抗浪潮。據說，2011年1月埃及革命開始時，科恩不僅去了開羅，還與谷歌高管、知名活動人士高尼姆(WaelGhonim)共進了晚餐。幾小時后，高尼姆在街上被安全部隊抓走了。

　　隨著阿拉伯世界反抗活動愈演愈烈，《新數字時代》比《數字化破壞》更進一步，從宏觀的角度分析了從個人身份到公司戰略、恐怖主義和治國之道等一切事物都將隨著信息滲透的深入而發生改變。該書一再指出，在這個互聯網無所不在的世界，中國是一個危險、虎視眈眈的超級大國。

　　施密特和科恩寫道，中國是世界上最活躍、最積極的信息過濾者，也是入侵外國公司網絡的經驗最豐富、行動最頻繁的國家。他們說，在一個日益數字化的世界，中國政府和國有企業不吝于使用網絡犯罪等手段，這使中國獲得了經濟和政治優勢。

　　他們說，美國公司和中國公司之間的這一差異以及其戰略上的不同將使美國的政府和公司處于嚴重不利地位，因為美國不會像中國那樣進行數字化商業間諜活動，同時，美國的法律比中國更嚴格，執行得更到位，因為不當競爭有違美國公平競爭的原則。

　　他們說，這不僅是法律上的區別，還是價值觀上的區別。

　　書中承認，美國也不是什么天使。從針對伊朗核設備的震網(Stuxnet)病毒等眾所周知的網絡間諜案，到向一些人權記錄糟糕的國家輸出監控軟件和技術，美國有許多應受指責的地方。

　　施密特和科恩說，隨著支持網絡自由的國家和壓抑網絡自由的國家的分野變得更加清晰，這些批評的聲音會被更多的人聽到，并在政治上引發更多回響。二人甚至預計，互聯網最終將會分裂成一些碎片，相對包容和自由的國家聯盟控制其中的一部分，而希望其公民的網絡生活不那么吵鬧、開放的國家聯盟控制另一部分。書中暗示說，與后一類國家打交道的企業將與前一類國家漸行漸遠。

　　兩人不時地以這種旁敲側擊的方式建議西方政府效仿中國，在國家政策與企業活動之間建立更緊密的關系。

　　以構成互聯網的設備和軟件為例。世界上大多數的IT系統曾經完全基于西方的基礎設施，但是隨著中國公司變得更加具有競爭力，情況已經改變，但并不一定是朝著更好的方向變，他們說:

　　未來，超級大國供應商國家將尋求憑借一些特定的公約和產品建立自己的網絡勢力范圍，這樣他們的技術就構成了一個特定社會的支柱，他們的客戶國則完全依賴由該超級大國獨立建造、維護和控制的某些關鍵基礎設施。

中國的電信設備公司正在全世界迅速獲得市場份額，它們正處于這一勢力范圍擴張行動的前沿。他們說，華為在某個地方的市場份額出現增長，中國在那里的影響力和覆蓋范圍也將擴大。盡管思科系統(CiscoSystems)和愛立信(Ericsson)等西方生產商不是由國家控股，未來它們與政府的關系可能會更加緊密，斯密特和科恩說：

　　未來的某個時候，這些公司的商業利益將與國家利益一致，同時又與中國的利益相悖──比如，在公司的產品被獨裁國家濫用這個問題上，他們將在外交和技術層面與政府進行協調。

　　但是盡管中國政府憑借互聯網政策中獲得了一些優勢，斯密特和科恩似乎仍然認為，中國空洞的政治中心是不可持續的。他們寫道，既擁有技術設備又受到政府嚴格控制的活躍民眾是極其不穩定的。他們警告說，這可能引發大范圍的動蕩。

　　他們寫道，從更長期來看，中國未來幾十年將發生某種形式的革命。（作者 Tom G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