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退各路對手

　　在郭文貴與曲龍反目之際，發現抵押物不翼而飛的謝建升走上了漫漫維權路。2009年，謝建升在得知天津華泰被轉給郭文貴的消息后，前往澳大利亞找到了鄭介甫，鄭介甫將原來質押的銀邦偉業轉給謝建升。

　　謝建升告訴財新記者，他回國后查看原本屬于銀邦偉業的天津華泰相關賬目，發現公司已被掏空。

　　謝建升曾先后找到鄭介甫、趙云安、郭文貴和曲龍等人討要，但談判無果，甚至爆發沖突。2012年8月，謝建升以合同詐騙向焦作市公安局報案，并獲得公安部對案件辦理的批示。焦作市公安局成立專案組，趙云安被抓捕歸案，鄭介甫遭監視居住，郭文貴則第三次逃往海外。

　　但事后看，這只是郭文貴的避其鋒芒之策。他與馬建建立的聯盟已經圍獵了越來越多的權力，以至于郭文貴可以身在國外，遙控指揮對敵人的剿殺。

　　在趙云安供認不諱、犯罪證據確鑿的情況下，趙云安仍被取保候審。謝建升向財新記者講述了他的調查所知：時任安全部副部長馬建指派安全部某處處長高輝到焦作，以趙云安是國家特勤人員的理由，希望取保候審，但遭到焦作市公安局的拒絕，后又通過河南省檢察院批示趙云安不予批捕，趙云安得以繳納保證金釋放。2012年7月，焦作市公安局再次接到國安部發函，稱趙云安是國家特勤人員，責令焦作市公安局撤案。

　　此后，謝建升多次上訪，并在2014年3月中央第八巡視組進駐河南時，將此案向巡視組反映。謝建升告訴財新記者，案件在2014年6月重新啟動。趙云安被再次抓獲時，正在河北保定服刑的曲龍也通過司法途徑押解至河南。但河北省監獄管理局有高層趕到焦作，以曲龍在監獄中被發現涉及其他案件為由，要求將其調回河北。遭拒后，河北方面再赴焦作，以國家安全部和河北政法委聯合辦案為名要人。2014年9月12日，曲龍被押解回河北。

　　而后，事件發生戲劇性逆轉。9月30日，負責謝建升案的專案組組長、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長王紹政涉嫌受賄遭到調查，謝建升也因涉嫌行賄王紹政遭到通緝，不得不逃往海外。

　　財新記者在焦作采訪期間，曾就謝建升一案詢問焦作市公安局，該局宣傳科科長以先了解情況為由拒絕了財新記者的采訪；之后財新記者多次撥打相關科室電話，始終無人接聽。

　　天津華泰相關利益人也遭遇到各自不同的命運。鄭介甫以涉嫌職務侵占的罪名被鄭州市公安局通緝，通緝解除后又被焦作市公安局通緝；天津環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險爆炸物”帶至承德，后以“涉嫌職務侵占”被監視居住。目前鄭介甫、謝建升分別避居澳大利亞和加拿大，趙云安、曲龍入獄。郭文貴逼退了各路對手。

拿下民族證券

　　在開發房地產之外，郭文貴還將目光放至現金流更為充裕的金融機構。

　　2009年12月，政泉置業以2.91億元受讓石家莊商業銀行持有的民族證券6.81%的股份，交易的市凈率為2.75倍。

　　當時石家莊商業銀行為民族證券第四大股東，2009年12月在北京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出讓上述股權。但具有優先受讓權的首都機場、東方集團等其他股東均未參與摘牌。2010年6月13日，中國證監會批復了這一交易，政泉置業方浮出水面。

　　由于政泉置業陷入財務危機，并涉及多起訴訟，收購民族證券的前期工作以曲龍控制的中垠發展有限公司的名義進行洽談。郭文貴以此為跳板，一年后，又取得了民族證券大股東首都機場集團持有的61.25%股份。

　　2008年4月出臺的《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要求“一參一控”原則，即一家機構或受同一實際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機構，參股證券公司的數量不得超過兩家，其中控股的數量不得超過一家。簡言之，一家機構最多只能控股一家證券公司外加參股一家證券公司，并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前達標。

　　此時民族證券的第一大股東首都機場還控制有金元證券。2010年春節前后，在首都機場集團董事長張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證券為主、吸收合并民族證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絕后，張志忠辭去相關職務，后被刑拘。2010年12月，首都機場宣布轉讓61.25%的民族證券國有股權。2011年1月13日，這筆股權于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掛牌價為16億元。

　　這一價格被認為是“白菜價”。掛牌通告顯示，評估基準日為2010年6月30日，民族證券凈資產賬面價值17.81億元，評估值為25.04億元。當時即有媒體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權轉讓市場中，普遍的轉讓價為市凈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業受讓石家莊商業銀行手中民族證券股權時的2.75倍市凈率計算，首都機場手中的民族證券股權至少應該值30億元以上。

　　但是，首都機場對競買者設下高門檻，即由三家以上國有獨資企業（非金融機構）組成聯合受讓體，每家企業實收資本不低于500億元，2009年末凈資產不低于2000億元。這基本是一個無法滿足的條件。

　　民族證券掛牌期滿，無人摘牌。具有優先受讓權的五家股東中，只有郭文貴的政泉置業提交了受讓申請。經過證監會批準，政泉置業一躍成為民族證券第一大股東，合計持股68.07%。后郭文貴通過增資，將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貴逐步入手民族證券的過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龍舉報。曲龍稱，自己控制的中垠投資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優秀會員之一，在向北交所匯報情況后，北交所推遲了郭文貴取得首都機場所持股份的進度。

　　后來，身陷囹圄的曲龍曾再度寫出舉報信稱，“2009年至2011年，郭文貴伙同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個別工作人員，以國家安全工作需要為名，多次開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總局、首都機場集團將首都機場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低價轉讓給政泉置業。而在收購過程中，為避免正常收購競爭和溢價，郭文貴以同樣手段，借助安全部副部長馬建的力量，以國家安全部的名義，由河北政法委協調河北銀監局，將石家莊商業銀行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以協議形式低價收歸政泉置業。之后，郭文貴還伙同安全部等部門工作人員，向北京國資委、北京產權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馬建以安全部名義親自出面協調，要求北交所設置排他性條件，使得政泉公司成為惟一受讓人??郭文貴與少數國家權力機關工作人員，內外勾結，致使優良的數十億國有資產流失。”

　　曲龍在這一舉報信中還表示，他向安全部紀委等相關部門實名舉報之后，“郭文貴卻在第一時間致電我，明確告知其完全知曉我實名舉報之事，恐嚇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數時日吧！’這一不合常規的情況，令我極端震驚。”

　　一位熟悉民族證券的業內人士也向財新記者證實，在首都機場股權轉讓以及后續增資中，確實有安全部官員上門找到民族證券的主要股東，“他們態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紹信，稱郭文貴的公司是他們的合作伙伴，希望關照，價格低一些，以后不會虧待你們這些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