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在公廁寫論文嚇壞同學

　　中國高校傳媒聯盟的調查結果顯示，13.16%的學生因任務太難而選擇拖延。楊小米的畢業論文就是如此。讀了研究生后，她面對的科研壓力較大，“拖延癥”也更嚴重。在她看來，論文寫作是一件非常巨大的“工程”，不是一件輕易就可以完成的事。

　　拖到臨交稿的前一天，楊小米必須通宵改論文。晚上11點30分宿舍斷電后，老式電腦很快就無法繼續正常工作了，不斷顯示“電量不足10%請接通電源”。無奈之下，她只能搬著凳子一個人去公共衛生間，將電腦接通公共電源。“一晚上不少上完廁所來洗手的同學都被我嚇了一跳，說我一臉哀怨，坐在那里好嚇人”。

　　大連理工大學人文社會與科學學部紀芳在《大學生拖延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中提到，動機是拖延的主觀影響因素之一，當大學生無法在行為過程中享受樂趣，很難認識到自己過程中的成長，也就對任務產生更多的厭惡和抵觸，甚至自動放大這種不良的感受，所以會不自覺采用拖延行為來緩解內心不適。

　　和楊小米一樣，馬嘉嘉遇到有難度的事，也會因產生不愿意面對的心態而導致拖延。她承認，自己的“拖延癥”十分嚴重。“潛意識里會產生逃避、拖延的情緒，并把這種情緒帶到實踐的過程中”。

　　別人用一個月準備的比賽作品，馬嘉嘉和隊友“拖”到最后3天才開始做。結果她們錯過了作品最后提交時間，也與比賽大獎失之交臂。“當時超級崩潰！尤其是看到時間一點點過去，23:58 、23:59、00:00 ……就像看著生命一點點流失。”直到現在她仍覺得很懊惱，“更不甘心的是評選結果出來后，我們覺得獲獎作品沒有我們的有趣”。

　　調查結果顯示，94.5%的受訪者曾因自己的拖延行為感到過后悔，哪怕只有一瞬間；90.19%的人認為自己的情緒或心態會因拖延而受到影響，22.73%的人認為拖延容易讓人產生負能量。對于王小花而言，拖延癥的后果，就是重度緊張和焦慮。這種焦慮在任務未完成時一直存在，隨著“死線”的來臨而越發尖銳，真到了要趕工的時刻，王小花會緊張得拉肚子。

　　被逼到死角的王小花開始反思自己是什么時候患上“拖延癥”的，在她看來，真正開始拖延是在讀研后。研一時課程很多，每半個學期結束，就會有四五門課程需要同時寫結課論文。“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如果只有一兩篇小論文還好，但當四五篇論文同時壓下來，她不想面對，只想逃避。

　　不想面對的結果就是最后不得不面對更大的壓力，以及任務完成質量打折扣。但找到“病根”對王小花來說不意味著找到解決辦法，直到現在，她還是不到最后就難以開始，特別是當面對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在實習中，她負責市場運營方面的工作，基本沒有拖延癥；但只要面對論文，開始這件事就變得格外艱難。

　　戰“拖”：調整預期、消除干擾

　　當王小花的拖延癥連身邊的同學都看不下去時，他們就會催促她，還拿拖延癥來調侃她。王小花不反感，她很感激這些來自同學的督促。“我覺得催我的人都很好，他們有時候也能催得動我，能加強我提前開始的動力。”王小花說。她在盡力嘗試提前開始，不把自己逼向“死線”。

　　對于奈何不了的“拖延癥”，張若也沒有什么好的克服辦法。“曾經也給自己立過FLAG，前期執行度不錯，但是時間久了以后執行度就大大減弱了。”現在，張若還是會拖延。準備今年年底考研究生的她，直到現在也沒開始復習。以尚未收集好相關資料為由，她總不著急，“等所有資料收集完再開始學習”。

　　當張若發現和她報考同一個專業研究生的同學早就開始復習，她才有了緊迫感，強迫自己開始準備。“很早之前就意識到自己有拖延的情況了，但直到事情被耽誤了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在調查中，63.4%的學生嘗試過用列時間表的方式來規劃自己的日程，還有的則會通過建立激勵機制、外界監督等方式以克服拖延行為。

　　努力尋求改變的楊小米生怕“拖延癥”影響到工作，她會習慣性地記錄每日要完成的事情，并且盡量在當天完成所有事情。而她擔心的是，如果之后再遇到困難度比較高的事情，自己又會出現嚴重的拖延。

　　紀芳在研究中指出，大部分大學生拖延者往往缺乏規劃調控的能力，也因此產生畏難心理，從而導致拖延。

　　四川外國語大學學生處教師于瀅在《新常態下大學生“拖延癥”的心理動因與應對分析》中指出，調整對目標的心理預期、不做過高的自我要求，有意識地消除互聯網、個人交際和瑣事的干擾，尋求集體協作和相互監督，通過暗示自己可以嘗試和挑戰、增強心理動力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拖延問題。

　　至于王杰凱，自從兩年前把微信名從“換了新夢想的阿凱”改成“踐行新夢想的阿凱”，他至今都沒有實現寫長篇小說的新夢想。

　　工作之后，他也依舊有拖延癥。接到工作任務后，他會想先給自己打一杯咖啡，或者買一瓶水。不是真的口渴，只是因為不想立刻開始。王杰凱知道拖延癥很不好，也想去解決，但尋找解決方式這件事，也不知道被他拖到哪里去了。不過，他不擔心自己完不成任務。習慣性的拖延讓他知道自己總能在最后一刻之前完成——“‘死線’是第一生產力”。在這個時刻之前，他總覺得再休息一會兒、再玩一會兒也沒關系，再拖一下也沒關系。

　　“如果有一種方式能解救自己的拖延癥，那就是強行給自己創造一個孤獨而幽暗的環境，一個沒有其他人的環境，盡可能舒適，窗簾要拉好，燈光暗一些，椅子要有坐墊。”他要這種儀式感，就像自己被賦予了某種使命，但他承認是完成任務的使命，而不是完成作品的使命。只有在這種沉浸式的環境里，前方的目標才會明晰。但更重要的前提是，距離這個目標必須完成的時間所剩無幾。(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被訪者均為化名 實習生 劉俞希 記者 畢若旭 見習記者 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