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震中遭受毀滅破壞的映秀鎮。

　　今天是汶川大地震四周年紀念日。

　　四年，如果將時間換算成不同的單位，那就是48個月，或者，208周5天，又或者，1461天。

　　數字越是細化，哀傷愈加具體。又一年祭祀重來，對于那些曾經接近過地震的人來說，地震永遠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平靜如何被打破，又如何重建？

　　中學生、政府官員、志愿者、作為普通勞動者的父母，這些看起來毫不相關的人，在地震之后成為一個共同體。他們這些年如何度過？地震怎樣改變了他們？

　　時間拉開回憶的距離，更見災難的創痛。

共同經歷地震的時刻

　　2008年5月12日，綿竹市漢旺鎮東汽中學17歲的高二學生薛梟正坐在4樓教室里上課。化學老師唐三喜剛布置了幾道習題，教室里很安靜，班上45個同學都在埋頭做題。

　　忽然之間，教室劇烈晃動起來，薛梟和幾個同學趕緊鉆進桌底，幾秒鐘后，整個教室垮塌。薛梟覺得腳下一空，人直往下掉，轟轟幾聲巨響之后，四周變得異常安靜。

　　同一時刻，正在汶川縣政府大樓里辦公的常務副縣長張通榮感覺到整個房子的擺動相當大，他知道地震不小，汶川縣委書記王斌在財政局，他們同時跑到外面的十字路口。當時，看到幾乎縣城所有人都從屋子里往外跑，全部涌到街上來了。

　　據張通榮后來對媒體回憶：“情況很亂。我們的第一反應是緊急調動部隊，避免這種混亂制造更大的災難。縣里能支配的部隊有三股：消防大隊，森林警察，汶川武警縣中隊。但人手很少，總共也就50多人。想打電話通知，一試，通訊已經聯系不上了。當時也沒法跟上級匯報這些情況，我讓我的駕駛員跑到汶川縣城北面的燕門，去通知三隊人馬，讓部隊迅速集結。

　　我們試過跟外面聯系，整個汶川有2臺衛星電話，林業局1臺、森林警察局1臺，2臺都試了，不知道是地震原因，還是山區阻隔，一天內，我們有人不停打，都沒打通。我們意識到，汶川跟外界完全中斷聯系了。

　　……

　　我做出了第三個應急命令：在15點10分，下令對縣城里所有的物資全部管制，由政府調用，大的超市、油庫及液化氣站，全部由部隊實行軍管。“

震后第一個白天和黑夜

　　地震之后，薛梟就被埋在一片黑暗之中，右手被一塊預制板緊壓著，雙腿也被兩塊水泥板擠壓住。

　　“我是龍銳（音），還有誰在？”一個聲音從頭頂傳來。“我是李春陽”、“我是肖行（音）”……十幾個聲音陸續響起，熟悉的聲音讓薛梟鎮定下來。(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慌亂過后，薛梟感覺口渴。不知哪位同學在廢墟中刨出一個塑料杯子，里面有兌好的糖水。有很多同學要喝，大家約定，每個人都只喝一小口。杯子傳到薛梟手上時，他只喝了一小口，杯子就空了。

　　而這個時候，汶川縣的副縣長張通榮正指揮著人在半天時間從廢墟里搶出了650件水。超市和油庫都空著，根本找不到老板，就派部隊把門撬開，再貼上公告，“超市已經被政府接管，震后再由政府支付費用”。

　　這半天過去后，黑夜將來臨。這讓人覺得恐懼。

　　張通榮回憶說：“17點左右，我們就有一個擔心了，天看著快暗下來了，晚上汶川縣城會是一片漆黑，黑暗對這時縣城的3萬人來說，是心理上的巨大考驗。但是汶川縣城有限的發電機都被少數個體經營戶鎖在屋子里，人去屋空，我們也無法得知這些發電機的具體分布，最后指揮部想的應急辦法，是讓軍隊從超市搜集所有手電筒、蠟燭發到老百姓手里，老百姓收到時候都鼓掌說，'有亮就好了，有亮就好了'.”

　　地震后的第一個黑夜如期降臨。

　　而在綿竹市漢旺鎮東汽中學，在薛梟被埋的廢墟里，為了讓大家不睡去，同學們開始唱歌，定下的規矩是：一個人唱兩句后，下一個人接著唱。輪到薛梟時，他忘記了歌詞，接不上去，亂哼了幾聲，黑暗的廢墟里竟然響起斷斷續續的輕笑聲。

　　這天晚上，薛梟沒有睡覺。

等待救援的日子怎么這么漫長？

　　5月13日一早，在薛梟被埋的廢墟里外面傳來了腳步聲。同學們數了“1、2、3”后，一起大聲呼救：“這里有人，快來救我。”救援人員發現了他們。

　　外面的人在救援，廢墟里的同學們開始互相鼓勵，說得最多的話題是出去以后想干什么。有人說出去要先喝水，有人說要去買喜歡的東西。

　　同學們就這樣閑聊著，讓薛梟感覺大家像是聚在某個午后的下課時分。他安靜地聽著，沒有參與，“只要能出去，干什么都好”。

　　5月13日的白天在期待中過去，薛梟感到困倦了。他對身邊的馬小鳳說，“我就睡兩分鐘，你記得叫醒我。”馬小鳳不同意，她使勁喊著薛梟的名字，不讓他睡。薛梟答應著，強撐著沒睡。于是，同學們都開始互相喊著名字。在這一次報名中，有兩個同學沒有了回應。

　　5月14日晚上，被埋的薛梟沒有支撐住，太累了，他睡著了。迷迷糊糊中，他聽見同學李春陽在大聲叫喊他的名字，隨后，又有一根棍子使勁捅到他身上，把薛梟捅醒了。李春陽說：“你把我嚇死了，喊你半天都不說話，我以為你也不行了。”

　　5月15日下午6時許，救援通道打通，馬小鳳被救援人員拉了出去。薛梟聽到馬小鳳沖著他大聲喊：“堅持到底。”

　　被埋80個小時后，薛梟成功獲救。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想喝冰凍的可樂，就是這句話，逗樂了悲傷的中國。

2008年5月25日下午，從廢墟中救出薛梟的中國國家地震災害救援隊隊員如約給他送來了可樂。南都記者 范舟波 攝

　　然而不為人知的悲傷在蔓延。2008年7月，薛梟應邀到天津南開大學演講，這是他災后首次接觸到學校場景。“看到學校路上三三兩兩的學生在說笑，我一下想起他們（同學）了，偷偷躲到湖邊，放聲大哭。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再也回不去了，再也見不到了。”

志愿者在行動

　　2008年5月19日，志愿者劉猛帶著兩件T恤衫就來到災區。在汶川大地震發生的前一年，工作過度勞累曾導致病情嚴重發作，迫使剛剛33歲的他不得不在河北經貿大學心理中心教師的崗位上病休。地震前，他正在北京過著相對輕松的生活——為心理咨詢師做指導，報酬是每小時1000元，領帶掛滿一柜子。

劉猛

　　當劉猛到達都江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兩個月后就回去”的計劃是不可能了，他辭掉北京心理機構的兼職工作，不再想什么時候會離開。“好像完全沒有選擇，并沒有經過思考，如果有選擇的權利的話，我可能會選擇不留下來。”

　　“嘩地來了，嘩地又走了。”他排斥這種“沒有定性的躁狂狀態”，用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隊隊長富永良喜的話來說，就是“不能保證對災民進行持續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團體，不可以直接和災民接觸”。對于違反這個心理學最基本原則的那些心理咨詢師，他認為是缺乏對這個專業起碼的敬畏之心。“選擇了這個專業，這個專業就變成了你本身。遵從它的規定性，才能夠坦然面對自己。”

失去孩子的父母

　　在地震中，祝俊生、葉紅梅夫婦失去了他們的獨生女兒祝星雨。祝俊生總是說，自己如果堅持救孩子，會不會是另一個結果呢？地震發生時，他第一時間趕到了現場，孩子在廢墟底喊：“爸爸，爸爸，快來救我。”祝俊生說：“女兒你等著，爸爸救你。”后來一撥專業救援人員勸說家長離開廢墟，由他們施救，結果孩子還是遇難了。

　　而葉紅梅有事沒事就看手機中的一段錄像——女兒做算術題時偷著數手指頭，媽媽把“作弊證據”偷錄下來，女兒被揭穿之后不好意思說話，只是低頭笑。

　　地震后他們搬到板房區，祝老四開始搞裝修，干一些零工。再生一個孩子成了祝俊生、葉紅梅夫婦最大的愿望，也成了一種無處不在的重壓。

　　葉紅梅屬于高齡產婦，選擇試管懷孕，每次花費3萬元左右。2009年，她的第一次試管生育失敗了。

　　就在這時候，獨立紀錄片人范儉遇到了他們。這年10月，他決定以再生育夫婦為主題拍攝自己的紀錄片，帶著自己借到的錢開始了第一次拍攝。“汶川大地震69227位遇難者中包括5335名學生，也就是說，像祝家這樣的喪子家庭有五千多個，他們絕大部分準備再生育。”范儉說。

汶川大地震69227 位遇難者中包括5335 名學生，喪子家庭就有五千多個，他們絕大部分準備再生育。（劉猛圖）

震后，各自重建人生

　　生活還在繼續，重建也在繼續。

　　2009年7月，“可樂男孩”薛梟收到了上海財經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上海財經大學招生處的相關負責人表示，在教學上，學校將對薛梟和其他同學一視同仁，并不會刻意照顧；在生活上，會給他安排樓層較低的寢室，如果他到校以后遇到什么困難都可以提出來，學校會認真研究。

　　2010年春天，失去孩子的葉紅梅正式開始第二次試管生育的嘗試。夫婦倆一心想再要個女孩兒，“生兒子就是女兒永遠失去了，再也回不來了。”祝俊生淚眼汪汪地說。醫生很嚴肅：不能選擇性別，那是犯法的。祝俊生說，如果自己跳樓女兒能回來，他就跳樓。

　　兩人最后一次免費試管生育失敗后。葉紅梅卻意外懷孕了，是自然受孕。祝家夫婦把范儉帶進了產房。2011年5月20日，當孩子的第一聲啼哭響起，端著攝影機的范儉忍不住熱淚盈眶。祝俊生看到新生命，嘴上不停地說“哦，嗯，好，挺好”。第二天夫妻回到家，看到女兒的照片，祝俊生終于又繃不住嚎啕大哭：“女兒啊，你再也回不來了……”

　　而志愿者劉猛則一直在服務，2010年5月12日凌晨6點，60多名“媽媽之家”的志愿者從北川擂鼓鎮出發，默默走向北川縣城。這段路程，正好是5公里多一點點。這些“5·12默行者”，用默哀行走5.12公里祭奠遇難者，同時為汶川大地震兩周年作證。

艱難的重建

　　2011年7月26日，已任汶川縣縣長的張通榮終于得了空，參加了汶川龍溪羌人谷的開寨儀式。他給寨子里的鄉親們唱了首歌，“終于可以稍微喘口氣了”。在此之前，他一直被國道213都汶段公路壓得喘不過氣來。

　　國道213都汶段，原有的大部分路段在汶川地震時都被掩埋了，現在的公路已是災后重建。(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這條路對汶川和阿壩州的意義不言而喻——它是阿壩州與外界連通的重要交通要道，是整個阿壩州生產生活、災后重建、九寨溝黃金旅游線的運輸“主動脈”，平均每天有上萬車輛通行，被稱為“震中生命線”。它也成了各級政府關心震區的政治標簽。

　　震后三年，這條“生命線”卻年年遭毀、頻頻中斷，“生命線”成了一條名副其實的“生病線”。

　　張通榮坦言：“為了搶通這條生命線，我們可以說是不計成本。”今年的兩次大規模泥石流，“保守估計，光汶川縣的應急搶險的費用就超過了1.5億元，而省交通廳、水利廳、國土廳等部門的應急花費還不包括在內。”

　　張通榮的設想是，213國道都汶段沿線的地質災害重點工程一個個做下去，三五年的時間，重點都能獲治理。“到那時，生命線就真的安全了。”這同時意味著，類似的地質災害在這條生命線上，至少在三五年內都還會不斷出現。(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汶川向哪里？

　　2012年2月20日，四川《華西都市報》報道稱，為進一步增強旅游綜合實力，提升旅游產業品牌地位，汶川縣啟動“汶川映秀5·12震中紀念地”爭創國家5A級旅游景區的工作。

　　消息甫出，爭議頓起，許多網民質疑：在震中遺址上建5A景區是“傷疤上文身”，“用災難來創收”，會傷害災區人民的感情，更是當地官員的“政績沖動”。

　　汶川縣縣長張通榮每天都密切關注著網絡輿情的恣肆、蔓延，他坦言在遭受巨大壓力的同時倍感委屈：“我們發展旅游，爭創5A景區，有著很深厚的背景和現實選擇，是經過充分的論證和謹慎的權衡的。”

　　在接受《時代周報》的采訪時，張通榮稱，“汶川5·12震中紀念地5A景區”并不僅僅特指映秀震中遺址，“它只是計劃景區中很小的一部分”。汶川縣政府提供的資料顯示，該5A景區事實上是在整合映秀、水磨和三江景區的基礎上創建。

　　事實上，這個5A創建計劃只是汶川震后押寶旅游業的重要一環。

　　5·12大地震前，汶川本身土地資源稀缺，震后耕地大面積被毀，土地更為緊缺。據統計，僅映秀鎮受災耕地面積2096畝，滅失耕地953畝，涉及村民1046戶3602人。

　　工業也優勢沒有了，“老百姓過去沒有土地還可以到工廠去打工，現在這條路堵死了，發展旅游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張通榮說。

　　汶川縣決策者們的壓力正在逐步消減。2012年3月5日下午，汶川縣委召開常委會議，在該會上再次統一思想：堅定不移地發展旅游，創5A景區計劃不會改變。

　　張通榮將外界質疑看作是一種道德強制，“許多網民沒到過汶川，對這里的實際情況不了解，因為信息的不對稱，將'道德潔癖'強加給我們，傷害了我們自我選擇的權利。……汶川的發展不會屈服于外界的道德綁架。災區老百姓連最基本的生活都維持不下去，你會心安嗎？無論從道德或其他什么層面來約束他們發展，是更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