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興安嶺實踐運用“第一種形態” 防止小過錯演變成大問題

　　“從開始的言行不檢、行為不端，到接二連三放松紀律約束，最終到貪得無厭的自我放縱，很多黨員干部腐化墮落，最初都是從小處開始的。感謝黨組織的提醒和‘敲打’，幫我及時認識和改正自身存在的問題。”回憶起在縣政府黨組民主生活會上作檢討的情形，黑龍江省塔河縣副處級干部張某某至今印象深刻。

　　如今的他，無論是在“八小時內”還是“八小時外”，都會時不時地反省自身言行，生怕哪里再出了問題。

　　據了解，2016年5月，因酒后在公共場合言行不當，張某某受到大興安嶺地區紀委的批評教育，塔河縣政府黨組專門召開民主生活會，責令其作出深刻檢討。縣委書記、縣長在民主生活會召開前，還分別對張某某進行了一對一談話，針對問題談出“痛感”，讓他充分認識錯誤，作出深刻檢討。

　　“因為此事受到警示的不只是他一人，通過民主生活會，黨組所有成員都受到了教育，紛紛以此為鏡、對照檢查。”塔河縣政府黨組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這是大興安嶺地區各級黨委、紀委用好監督執紀“第一種形態”、強化黨內監督的一個例子。

　　“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提出，就是要突出抓早抓小、動輒則咎，對苗頭性問題或輕微違紀行為早發現、早處置，防止小過錯演變成大問題。”大興安嶺地區紀委有關負責人結合具體實踐告訴記者，實踐運用“四種形態”，最關鍵、最難的是用好“第一種形態”。

　　按照中央紀委和省委、省紀委的部署要求，大興安嶺地委、地區紀委結合本地區工作實際，在不放松后三種形態、保持反腐高壓態勢的同時，把“第一種形態”作為重中之重積極踐行、扎實推進。

　　2015年以來，大興安嶺地區先后出臺《關于推進落實監督執紀“第一種形態”的實施意見》《關于對領導干部進行談話函詢的暫行辦法(試行)》《地級黨政領導干部履行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提示反饋實施辦法》等一系列規章制度，以“有形抓手”落實“無形責任”，為“第一種形態”落地生根提供有力遵循。制定《關于踐行監督執紀“第一種形態”暫行辦法(試行)》，明確談話函詢了結、“面對面”初步核實了結，以及經紀律審查后僅給予提醒談話、警示談話、批評教育、責令整改、召開民主生活會批評教育、通報批評、誡勉談話等措施的，屬于“第一種形態”。

　　“大興安嶺地區地處偏遠、地廣人稀，當地居民又重人情好面子，同志之間鮮有‘紅臉出汗’的。”該負責人毫不避諱地指出了當地實踐運用“第一種形態”過程中存在的現實困境，尤其是在落實“第一種形態”之初，有些部門負責同志怕得罪人，找人談話時首先申明“這可是上級黨委或紀委的要求，不是我要找你談的，還請你多理解”。“這也從側面說明，有些領導干部怕得罪人。”該負責人表示，對干部存在的問題絕不能視而不見，揣著明白裝糊涂。

　　為避免實踐運用“第一種形態”流于形式，大興安嶺地區紀委常委會定期點評各縣(區)“第一種形態”落實情況，地區紀委副書記掛帥進行檢查指導，層層傳導壓力。同時，地區紀委每季度還按照30%的比例選取案卷進行抽查核實，發現實施主體不認真履職盡責、談話應付了事，主責部門疏于對黨員干部的教育管理、該提醒而未提醒等情況時，根據不同情節嚴肅追責問責。因實踐運用“第一種形態”不力，已有15名縣處級黨組書記、15名紀檢組長被地區紀委書記約談。

　　“以前主要靠紀委管，現在全縣各級黨組織都在管；以前只管違紀行為，現在對全體黨員實現了日常監督全覆蓋；以前只注重查貪官辦大案，現在是既查大案也糾小錯，真正體現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呼瑪縣紀委信訪室主任李玉杰深有感觸。

　　今年1至6月，大興安嶺地區各級紀檢機關共運用“四種形態”處置問題線索1051人次，其中，“第一種形態”占比74%。

　　“綜合運用‘第一種形態’，讓有了小過小錯的黨員干部內心受到觸動，真心悔過，進而不斷增強其黨規黨紀意識，實現從被動接受到自覺遵循的轉變。”大興安嶺地區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馬國林說。

　　大興安嶺地區旅游局調研員宋某某對此感觸很深。在任大楊樹農工商公司經理時，他曾借出差之機看望親屬，后報銷了其間應由個人承擔的1671元費用。紀檢機關查實有關問題后，鑒于資金數額不大，且宋某某能積極配合，如實交代問題，主動退還違規核銷的費用，最終決定由地區紀委書記對其進行誡勉談話。地委常委、地區紀委書記姜宏偉誡勉談話時的一席話，至今仍令宋某某印象深刻——“違規核銷費用是違反廉潔紀律行為，雖然數額不大，但作為單位主要領導，你的行為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希望你今后要吸取教訓，嚴于律己，在遵守黨的紀律方面發揮表率作用。”

　　而宋某某在如今的工作生活中，不僅要求自身時刻牢記黨紀紅線，還對身邊同志常提醒。“雖然我不是單位領導干部，但開展黨內監督，每名黨員都應盡一份責。”(本報記者 徐大勇 通訊員 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