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初秋的午后，我沿著晉江岸邊漫步，任海風輕輕吹，看江水徐徐流。來到法石村地界時，兩座古碼頭映入眼簾，遠看很一般，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等走近，細讀了碑文之后，方知一座叫“文興碼頭”，另一座叫“美山碼頭”。碼頭的基礎、石墩臺、泊位、駁岸、建筑遺址及周邊出土的文物都年代久遠，一層層歷史煙云后面的宋元時期。

　　文興碼頭上立著一座寶篋印經塔，四面雕刻觀音佛像，還陰刻著“佛”“法”“寶”“僧”的字樣。美山碼頭在晉江沿江處筑就石構墩臺，以一丁一順的交替疊砌方式建造，墩臺兩側設有一南北走向的石構斜坡式通道，向南延伸入江中。墩臺的臺基由下而上漸次內收，外側呈斜狀，便于大船深水停泊。當地人習慣稱這兩個碼頭為江口碼頭。

　　眼前這貌似普普通通的江口碼頭，曾經是當年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經歷了海上貿易非同一般的年頭。小小碼頭承載了當年龐大的“海絲”貿易船隊的停泊與貨物的集散，是宋元時期“漲海聲中萬國商”的一個重要出海口和轉運站。文興碼頭上的寶篋印經塔，是人們心中的“神塔”。每年農歷二月、六月、九月的十九日，這幾天是觀音菩薩生辰、成道、出家的日子，村里人都會來朝拜這座石塔，祈求海上航行平安。每當航海人返航時望見石塔，心里就格外的踏實，它意味著很快可以平安靠岸，與家人團聚了。

　　晉江千年不歇，日復一日地奔流。長年的水流沖積，江中泥沙沉淀，已然堆起一個小島，島上高樓林立，成了“海景花苑”新天地。受淤積灘涂擠壓，河道變淺變窄。當年江闊天空的水面上，而今架起長橋，雄偉的造型和流水般奔駛的車輛，組成了一道壯觀的風景。江口古碼頭仿佛累了，臥在江邊大橋下安靜地歇著，面對著這江海交匯處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

　　古碼頭與現代大橋的交織，牽起了千年時空。面對腳下這條古老的晉江，我的思緒如同川流不息的江水一樣，流進大海，流進久遠的年代。朦朧的眼前呈現出那古碼頭的韶華年代，于是，一幅“海上絲綢之路”的長卷便在腦海里徐徐展開……

　　名城泉州瀕臨東海，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三灣拱衛，并有12個港口點綴其間，素有“三灣十二港”環繞之說。古時，泉州城遍植刺桐，開花時顏色紅艷，讓人過目難忘，因而現在的泉州被人稱為刺桐城，推而廣之，港口亦成了刺桐港。兩座古碼頭所在的法石港，被稱為江口碼頭，在刺桐港的12港中最靠近泉州城區。

　　區位如此優越的港口，為古代交通提供了便捷條件。據史志記載，泉州港與海外的交往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南朝時期。在公元6世紀初，泉州人已開始與國外交往，當時便有大船通航到南海諸國。印度僧人拘那羅陀，于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和陳文帝天嘉六年（565），兩次抵臨泉州，在泉州西郊九日山上翻譯《金剛經》，后從泉州乘船，到棱加修國（今馬來半島）和優禪尼國（今印度）。

　　唐代中葉爆發“安史之亂”，中原西北藩鎮割據，導致通往西域的道路被阻，“陸上絲綢之路”停滯，中外經濟交流活動由陸轉海，“海上絲綢之路”由此興盛。泉州地處中國南北海岸中點，連接東西兩洋航道，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使之成為“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與廣州、揚州等并列為我國對外貿易的大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設參軍事，管理海外交通貿易事宜。

　　唐代福建造船業也很發達，福州、泉州兩地尤為蓬勃，所造泛海大帆船具有五層甲板。唐天寶年間，泉州所造海船“舟之身長十八丈，次面寬四丈二尺許，高四丈五尺余……可貯貨品兩至四萬擔之多”。

　　那個時候，泉州通往南海的遠洋航線，經海南的西南沙到新加坡海峽，過蘇門答臘，穿馬六甲海峽，橫越印度洋，到斯里蘭卡，再向西航行到波斯灣的幼發拉底河口，搭乘小船沿波斯灣西海岸抵達亞丁附近。唐武德年間，伊斯蘭教四大員到中國傳教，三賢四賢來泉，卒葬泉州，墓稱“圣墓”，如今仍保護完好。

　　到了五代十國初年，“三王”兄弟由豫入閩，王審知的二兄王審邽任泉州刺史。他主政泉州期間大力支持海上貿易，鼓勵泉州人走出去，也歡迎外國人來泉州。頻繁的海上交流，深深影響了泉州民眾的習俗和信仰。王審邽逝世后，其子王延彬接替做了泉州刺史。王延彬早年曾負責管理港口，人稱“泉府官”。主政后，致力于擴展海港，開辟新航道，挖掘港口航運和貿易潛力，推動了地方經濟發展，受到官方和百姓的贊許，贏得了“招寶侍郎”的贊譽。

　　此后，陸續主政泉州的留從效、陳洪進、真德秀以及泉州市舶司的蒲壽庚，“蕭規曹隨”，繼續以開放的眼光和包容的胸襟，鼓勵海上對外交往與開展貿易，為宋元時代泉州港的如日中天夯實了堅實的基礎。

　　宋元兩代，是福建古代海運的鼎盛時期，也是泉州港名聲大噪之時。發明指南針和活字印刷術的華夏民族，率先將指南針用于海上航行，這就為航海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從而推動了海上貿易的發展。

　　宋時，泉州與國外往來的有70多個國家和地區，海外交通暢達東西兩洋，東至日本，南通南海諸國，西達波斯、阿拉伯和東非等地。為加強海上貿易管理，在唐朝設立市舶使的基礎上，朝廷對重要港口城市設立市舶司。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泉州市舶司建立，其職能相當于今天的海關：“掌番貨、海舶、征值、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遠物。”市舶司官員由朝廷直接任命，工作對朝廷負責。之后又設來遠驛，以接待朝貢使者和朝貢商人。這也意味著海上貿易納入了“國家行為”，有力刺激和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延伸和發展。

　　后來，宋金戰火連連，使得本來多到江浙的高麗商船也常到遠離戰火的泉州港。南宋定都臨安后，泉州離政治中心更近了。泉州港在宋金戰爭中，又成為南宋的大后方和避風港，吸引了大批海外商船到泉州進行貿易，一時千帆萬船、客商云集、貨物山積，泉州成了“百貨隨潮船入市，萬家沽酒戶垂簾”的國際性貿易港口城市，海上交易量持續增加。

　　大型商船遠走爪哇、馬來、東瀛、高麗、暹羅、印尼的日漸增多。華夏的農產品、漁產品、絲綢、布匹、茶葉、瓷器、烏鉛、鐵鼎、米酒、粗鹽、鍋傘、藤籠等，與域外的玉器、象牙、珊瑚、瑪瑙、犀牛角、琥珀、胡椒、玻璃器具等，互通五市，或以銀兩購買，或以物易物。“弦誦多于鄒魯俗，綺羅不減蜀吳春”（蘇頌句）。海上貿易的進出口，成為每天不可中斷的交易常態。海面上千帆競發，陸地上“萬商來朝”，泉州港成了“黃金水道”，海上貿易展現出空前的繁榮昌盛。

　　到了元代，泉州港迎來了它的極盛時期。元朝廷頒行政令，采取優惠政策扶持，利用宋末海商勢力等措施，加之受戰火破壞較小，泉州港的海外貿易得以繼續發展。宋末元初，泉州已經取代了廣東的位置，中國對外貿易重心逐漸轉移到泉州港。至元二十八年（1291），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奉元帝之命，送公主遠嫁波斯，其船隊由泉州港出航，隨從人員達600多人。后來，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盛贊泉州為“東方第一大港”，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那時，泉州成為中外各種商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被譽為“梯航萬國”的“東南巨鎮”。

　　因了“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當年江口碼頭所在的法石村十分繁華，老街花崗巖鋪就的路面上店鋪林立，番貨薈萃。不同膚色的商人紛至沓來，熙熙攘攘，石頭路被踩磨得光溜發亮。宋代泉郡北石帝君行宮、泉郡文興三王府均建于此地。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這里發現了造船遺址、船骸、石碇和沉船，還發現數座伊斯蘭教石墓。

　　石頭老街的西端是一座小山，山上聳立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廟宇，奉祀真武大帝，它是泉郡道教圣地，有“八閩玄天上帝第一行宮”之譽。于此俯瞰，晉江在腳下奔流不息，百舸爭游，遠處海天交接處，茫無際涯。宮中大殿供奉的真武帝，手執寶劍，足踏龜蛇，十分威武，是民眾想象中能鎮壓妖邪的海上尊神。宋時，泉州的地方官為了祈求航海平安，每年都要在這里舉行兩次隆重的祭海儀式，將端午前后的“回舶祭海”和秋冬的“遣舶祭海”列入國家常典。郡縣官員、市舶司和縉紳人等均出席儀式，祈求真武帝庇護。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還親自撰寫《真武殿祝文》，并來真武廟主持祭海典禮。如今在山門上我們還能看到一塊貢巖方碑上刻著“吞海”二字。這是晉江縣令韓岳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所立。意為真武大帝一顯圣，其氣勢可以吞海，也蘊含著泉州行船人勢可吞海的宏大氣概。

　　進入明朝，朝廷為防倭寇，嚴格禁止海外貿易，泉州港被限制只能與琉球國交往。成化八年（1472），市舶司移設福州，泉州的來遠驛也隨同市舶司廢置，這是泉州港由盛轉衰的開始。

　　清代，為斷絕沿海人民與割據臺灣抗清的鄭成功的聯系，清廷實行海禁政策，并在沿海實行大規模的遷界。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正式在廈門設立海關，泉州港對外通商的職能被取而代之。從此，泉州港走向衰落，淪為地方性小港。

　　往事越千年。今天，站在江口碼頭前，回溯泉州港興衰軌跡，感慨良多。名城泉州，良港刺桐，曾經的輝煌已經定格在歷史深處，銘刻在熠熠閃光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上。

　　時過境遷，萬象更新。如今，泉州港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重設海關機構，實行對外開放，成立港務發展有限公司，科學規劃，合理開發。時代的召喚，政策的激勵，“沉舟側畔千帆過”，泉州古港煥發青春，走上了“主打內貿集裝箱，兼顧外貿集裝箱”的發展路子，使“海上絲綢之路”在新時代展現新的風采。古時“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泉州港，又一次引來世界的矚目，成為“一帶一路”上一顆璀璨明珠，“東亞文化之都”——泉州，重新勃發生機。

　　收回萬千思緒，眼前這沐浴在夕陽金輝里的江口碼頭，顯得那樣的祥和順眼，感覺它綻開著燦爛的笑容，向過往路人問候。江流入海，浪濤依舊。橋上車輛，如水流淌。眺望前方，碧波蕩漾，船艦游弋。

　　明天的潮漲潮落，明天的云起云飛，一定會更加誘人。

　　本文刊于《福建文學》2020年第4期

林思翔

　　作者：林思翔，1943年出生，長期在閩東工作，后調省直單位供職。中國作協會員，出版有《海潮在這里漲落》《山水騁懷》《烽火丹心》等多本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