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這天，福建師范大學出現了六名身穿藍色文化衫的大學生，他們舉著某外賣APP的宣傳牌在校園內“游行”，十分搶眼。在西安交通大學南門對面，“小吃一條街”兩側的商家門口貼滿了各大外賣APP的新海報，鮮亮的二維碼讓陳舊的巷子煥然一新。

　　“叫外賣，就上×××！”

　　隨著新生入學，9月也成為了外賣APP的開學季。

　　“每逢開學季和考試周，外賣的訂單會比平常增加三分之一。”某校園外賣APP創辦人黃陳樟說，“在4萬人的大學城里，平時的日成交量是500單，成交金額可以過萬。”

　　同樣做校園外賣網絡平臺的林俊源，用半年時間完成100家商戶入駐、10000份日均訂單和450萬元月銷售額的成績，送餐范圍覆蓋福州所有高校。

　　這一串數字背后是一個個不出門吃飯的大學生。外賣APP是否已經成為阻礙大學生走出宿舍的又一原因？

　　2015年9月，針對大學生外賣APP使用情況，中國高校傳媒聯盟開展了問卷調查，覆蓋26個省份的100所高校。調查顯示，35.12%的大學生表示用外賣APP是為了節省時間，33.88%的大學生是為了省錢。

　　今年9月開學季，某知名外賣APP針對大學生新用戶推出校園專屬優惠，在一定條件下實現首單立減15元、第二單9折等多項優惠。甚至在首單金額不超過15元的情況下，新生用戶僅需支付0.01元即可下單。外賣紅包也是另一外賣APP的長期優惠手段。

　　省錢又好吃，外賣APP在小海(化名)心中的印象一直不錯。終日忙碌在研究室，平均一天叫兩次外賣，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生小海的日常。“也不是忙到沒時間吃飯，就是看中外賣APP的美味和優惠。”中午12點，面對“四五塊就吃得好”的外賣滿減活動，小海放棄了那條去食堂的路。

　　此時，身在西北師范大學的陳新正要中午下課，她習慣性地拿出手機完成下單。從教室走到宿舍，她剛好和外賣小哥打了個照面。陳新自嘲：自從有了訂餐新方式，她熟練掌握了這種時間上的“無縫對接”。在她看來，外賣APP整合了學校周邊的各種美食，送貨“到家”，非常實惠。尤其在宿舍專心學習的時候，陳新只會青睞提供“上門服務”的商家。

　　調查顯示，67.36%的學生使用外賣APP是因為不想出門，69%的大學生認為使用外賣APP減少了他們的外出。

　　自大一下學期以來，沈陽建筑大學的小英(化名)除了上課外，基本都“宅”在宿舍里看電影、小說，沒有社團活動，也沒有購物逛街，一到吃飯時間就準時登錄外賣APP。

　　“你再這樣下去就要長床上了。”舍友們看不下去，開玩笑式地叫小英出門吃飯，可并沒能“打動”她。

　　舍友琳琳(化名)說小英和她們僅存的交流就是拼單叫外賣，那時，她們宿舍的氣氛最為活躍。

　　無獨有偶，天津某高校大三學生王杰(化名)也是外賣APP的重度依賴者。

　　桌椅、電腦、手機、外賣和一扇從不會鎖上的宿舍門，王杰的大學生活就被圈在這里。“為了王杰的外賣能送到宿舍里，我們成為了一個從不鎖門的宿舍。”舍友李帥(化名)有些無奈，“自從王杰用上外賣APP，對電腦游戲就更加沉迷，他能在宿舍呆上一個星期，不上課也不要成績。”

　　李帥想起從前時有點惋惜：“大一時，王杰還沒買電腦，沒有外賣APP，我們宿舍會一起吃飯侃大山。后來筆記本減少了我們之間的交流，現在連吃飯也不用跟我們一起了。”

　　如今，王杰的曠課掛科程度已經不能被授予學位證書，他打算休學或留級。

　　如果外賣沒能送到宿舍是一種遺憾，太原理工大學的川魚(化名)用舍友的幫忙“彌補”了這一遺憾。“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懶的人，懶到連叫外賣都是舍友代勞，因為如果自己叫的話需要下樓取。”川魚坐在宿舍里一邊看電影一邊說：“外賣APP可以讓我在宿舍呆一整天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對于外賣App的使用和大學生“宅”的關系，大學生和老師都有自己的看法。天津師范大學津沽學院的學生張瑞說：“一方面，外賣APP滿足了我們隨時隨地吃上飯的需求。另一方面，長時間窩在宿舍不出門會減小交際圈、削弱交際能力。”遼寧大學李梓豪也認為這助長了自己的惰性。

　　福建師范大學社會學教授謝宏忠說：“大學生之所以‘宅’在宿舍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目前，外賣APP是一個間接原因。”

　　江南大學副教授、社會學博士許軼冰認為，外賣APP對于大學生來說是一種較新的飲食方式的選擇，大學生現在對這種方式還有新鮮感。

　　謝宏忠教授認為學校應該引導大學生合理使用外賣APP，避免過度依賴。另外，對于完全看不到生產傳送過程的外賣，許軼冰教授說：“我們要提醒大學生注意外賣中的食品和信息安全問題。希望社會盡早建立嚴格的外賣APP管理制度，學校和社會共同為大學生良性使用外賣APP提供保障。”

　　為防患于未然，在江南大學門口，有一塊專門的外賣領取區域，校方規定外賣送餐人員不得進入學校。華北電力大學也做出了同樣的選擇——禁止外賣送進校園，保障學生規律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