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并不僅僅是一件隱秘的私事，一種極端的個人行為，它還指向更復雜的社會倫理和生存邏輯。

　　深圳晚報實習記者 黃嘉祥 黃藝琳

　　沒有什么比挽救人的生命更重要。

　　8月26日，楊改蘭殺死4個孩子后，喝下農藥自殺。她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后事，喝下農藥自盡。自此，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只剩下七旬的楊蘭芳和五旬的楊滿堂。

　　慘劇一出，隨即引發社會廣泛關注，不少人質疑為貧困所致。9月9日，國務院扶貧辦調查組到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開展調查。

　　9月16日，甘肅康樂縣發出了一份《康樂縣“8·26”特大故意殺人案調查處置情況的續報》，對康樂縣副縣長等6名干部作出處分。

　　隨著社會輿論的聚焦，以往被遺忘的農村自殺問題重回人們視野：精準扶貧的缺漏，精神扶貧的欠缺；極有可能反彈的自殺率；自殺干預機制的匱乏又一次拷問著社會。

自殺隱因

　　這是一個家庭的悲劇，也是一條極端的末路。

　　“楊改蘭事件，在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見的案例，不能以偏概全。”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主任葉兆輝在接受深圳晚報采訪時說。

　　葉兆輝從1996年就開始關注農村自殺問題，那時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的三倍，他也見證著農村自殺率降低的變化。葉兆輝表示，每一個自殺個案的發生都具備其特殊性，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難以預料。在農村，很多時候因為“一句話”，或者突然想不通，都可能引發自殺。

　　“所有的自殺都是非常沉重的，都是積累了很多矛盾之后的突然爆發。”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桂華在接受深圳晚報采訪時表示，貧困本身并不會造成自殺，楊改蘭走向自殺，中間還有很多因素沒有被發掘出來，包括許多偶然的因素。根據媒體報道，楊改蘭的家庭存在內在矛盾，她在村莊中也是比較孤立的，而孤立的人際關系會影響家庭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狀態。

　　65歲的謝麗華是中國最早一批關注和研究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問題的學者和媒體人之一。1993年，她創辦了國內第一本為農村婦女服務的《農家女》雜志，1999年時主編了一本《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報告》。先后創辦了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打工妹之家等公益組織。20多年來，一直堅持做預防農村婦女自殺等幫助農村婦女的項目。

　　謝麗華分析說，出現采取殘忍的手段和孩子們同歸于盡個案，里面有輕生者的無助，也有家庭矛盾，“一個也不留”，體現了對家庭的反抗。

　　對此，葉兆輝則認為，極端個案蘊含一個非常傳統的觀點：輕生者把子女當成是他們的財產。不過，這種傳統的觀點是不盡責任的。即便是這樣，媽媽也沒有權利去剝奪他們的生命。

　　五條生命的結束并沒有終結這個悲劇。一周之后，楊改蘭的丈夫李克英在離家不遠的樹林里，服下了高毒殺蟲劑。

　　“你可以想像在當他的丈夫經歷了這一切后，還有面對社會對他的控訴或是標簽化的看法，對他而言是無法忍受的。”葉兆輝認為，在社區中，有一種關愛的能力非常重要，當別人出現問題的時候，并非用歧視的目光去看待，這些都需要積累。

　　如今，隨著一家六口的離世，走向末路的謎團也湮沒于塵土中，沉寂于中國式農民自殺的冰山一角，唯有把個案放回時間的維度上，才能探尋自殺背后的隱因。

　研究顯示農村自殺率曾3倍于城市

　　中國式農民自殺曾有過一段觸目驚心的熱潮，農村婦女自殺率一度高漲。但長期以來，并未引起足夠的關注。

　　轉折點在2002年，加拿大醫生費立鵬在國際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上發表了《中國的自殺率：1995-1999》一文，引起海內外的關注。高自殺率和特殊的自殺模式也成為中國自殺問題集中的焦點，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3~5倍，其中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25%。

　　中國農民自殺的原因并不同于國外。在國外，自殺的原因多是因為抑郁癥，而中國農民自殺涉及心理、文化、宗族、社會等各方面的因素。

　　“那些主動選擇死的人沒有一個真的愿意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飛在他研究自殺問題的著作《浮生取義》中寫道，不能把中國當前的自殺問題當做一個簡單的精神醫學問題，而應從家庭生活、精神氣質、社會總體的角度來看待，“過日子”是他探尋自殺的角度。

　　“過日子是一個家庭政治過程，幸福與否不是單個人的事，而要取決于整個家庭生活的好壞”，吳飛認為，一個想過好日子的人卻選擇自殺，并不是因為他的頭腦有毛病，而是因為權力游戲的結果總是違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嚴，卻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殺，是過日子中的這個悖謬的集中體現。

　　為了研究中國農民自殺現象，從2007年始，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全國十多個省的多個農村進行了調研。2009年暑假，桂華所在的調查團隊在湖北開展了常規調查，以鄂東南3個行政村在1970年至2009年里的101例農民自殺案例為樣本，發現當地農民年均自殺率高達每10萬人37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現農民自殺高潮，女性自殺絕對人數是男性的2.74倍。

　　“絕大部分自殺都是由家庭內部矛盾觸發的。家庭矛盾是引起自殺的主要直接誘因，還有少部分是由村民生活中的鄰里矛盾引發的”，桂華表示，農民自殺的直接誘因可分為代際（婆媳）矛盾，夫妻矛盾和鄰里矛盾三類。

　　當然，在農民自殺中，也存在許多意想不到的原因。謝麗華在調研中了解到農村婦女70%以上是沖動性自殺，就是為了一句話或者和誰吵了架就自殺。

　　同時，農藥的泛濫與公共衛生體系的缺損也是農村自殺問題的原因之一。貴州省社會學學會會長李建軍曾表示，農藥實際上已經成為農村人解決情感問題、解決矛盾糾紛的一種方式。不管遇到什么不順心的事，他們捧起農藥就喝，就像喝可口可樂一樣。農藥成為一種懲罰自己又懲罰別人的“最佳選擇”。而農村醫療救護條件的缺乏與落后，使得一些可以救治的自殺者變成“既遂”。

　自殺潮落與隱憂

　　農村的自殺潮的產生與中國社會環境息息相關，自殺率的下降也同樣離不開社會的變遷。

　　2014年英國著名雜志《經濟學人》刊文披露，“中國自殺率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近10多年來中國自殺率陡降一半”。而支持這個論斷的證據，來自香港大學公布的《中國自殺率報告：2002-2011》。

　　根據這份報告，在2002至2011年間，中國的年平均自殺率下降到了每10萬人9.8例，降幅達到58%。其中最大的轉變在于35歲以下的農村女性，自殺率減少了90%。

　　該份報告的主要起草人葉兆輝告訴深圳晚報記者，其調查數據取自于中國衛計委的生命登記系統，覆蓋41個城市與85個農村地區，占國家總人口數量的8%。這個系統是全國最大的死因監控系統，其數據以當地警方提供的死亡證明為基礎。不過，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因為在較窮的農村，死亡報告比富裕的地區缺乏準確度，也存在一些未上報的情況。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年輕人群尤其是農村婦女自殺率便開始大幅下降。那時，正是民工潮、城市化的開端，越來越多的農村婦女走向城市，城市給了工作及教育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城市化為年輕的農村婦女提供了保護，使得她們遠離導致自殺的三大因素：在家庭生活中的從屬地位、家庭紛爭以及容易得到農藥。她們生活的機遇以及經濟獨立性在那段時間迅猛提高。與此同時，醫療水平的提高，交通的便捷以及對農藥的管控使自殺未遂而減少自殺率。

　　“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婦女地位的提高”，桂華博士認為隨著社會的變遷，農村自殺率整體趨勢一直在下降，尤其是農村婦女群體自殺率下降很快，過去農村婦女一直是受壓抑的群體，地位低，所以自殺率高。在短短10年間，男女不平衡的地位發生逆轉，家庭地位逐漸平等。

　　然而，在極低的自殺率背后，隱藏著深深的隱憂。

　　根據社會學家涂爾干以及最近經驗主義的調查結果顯示，由于經濟發展的放緩導致社會壓力的提高、老齡化人口的增長以及經濟負擔的增重，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社會的不穩定，中國的自殺率可能會在接下來的十年發生反彈。

　　葉兆輝表示，有時城市化對于自殺率降低起到有利的作用，但只維持在一定程度上。在過往十年，自殺率也有上升趨勢。因為城市化所帶來的好處可能會慢慢消失。逐漸增大的壓力等因素會開始抵消最開始城市化所帶來的優點。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在今年7月發表的《分解中國自殺率的變化，從1990到2010：老齡化與城市化》中指出，城市化所帶來的好處看起來到了停滯不前的階段，已經到了會被削弱的階段。隨著老齡化速度的加快，老年自殺率必然會提高。未來經濟發展和就業情況充滿困難及不確定性。故而，未來中國自殺率的發展軌道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社會如何應對巨大的改變，人們如何在城市生活中對待壓力，以及農村地區的生活條件是否能夠被改善。

精神扶貧缺位

　　中國自殺問題存在的隱憂，不僅在于自殺率有反彈的可能性。精準扶貧及其精神扶貧都存在缺漏。

　　“楊改蘭事件給精準扶貧敲響了警鐘”，謝麗華認為，這件事反映精準扶貧存在許多問題。

　　9月16日，甘肅康樂縣發布最新通報中稱，在楊改蘭事件中，對扶貧政策的落實不完全到位。基層在貧困戶識別和退出過程中有簡單化操作的問題，僅用收入作為衡量標準、用村民投票方式決定是否享受低保，沒有綜合考慮楊家的實際情況，方法簡單粗糙，缺少對楊家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

　　貧困的家庭卻評不上低保戶，無疑折射出了農村基層治理的難題。桂華博士在接受深圳晚報采訪時表示，在精準扶貧中，農村低保評選的標準怎么制定，怎么評選，在農村的實踐中，沒有嚴格準確的收入標準來統計。

　　“貧困戶給誰，大家都不同意”，桂華認為，農村一般存在相對貧困的情況，大部分村民的家庭情況差不多，一邊在外打工，一邊在家種幾畝地，很難算出真正的家庭收入。所以，貧困戶的評選是基層干部非常頭疼的事，采取村民投票評選的方式，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這個辦法也的確存在問題。

　　除了經濟上的精準扶貧存在缺漏，精神扶貧顯得更重要。

　　“精神扶貧應當和精準扶貧同步跟進。28歲的楊改蘭，沒有上過一天學，一直生活在封閉的村莊，甚至沒有走出過家門，對于這樣的婦女，她們應該得到怎樣的救助？”在謝麗華看來，這是值得反思的問題，在扶貧上，精神上的扶持比給錢更重要。經濟上的扶持應該和精神、文化、心理方面同時跟進。

　　“賦權比識字更重要”。這是北京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和婦聯合作掃盲時提出的口號。

　　謝麗華認為，“賦權”在精神扶貧上依然很重要，應該讓農村婦女掌握心理健康知識、法律知識、婦女權利，提高她們的自信心。

　　精神上的扶貧需要團體的支持，然而，在廣大的中國農村，真正屬于婦女的社會團體和組織卻是鳳毛麟角。

　　“在楊改蘭事件中，看不到社會上支持的網絡和系統，不管是社會組織，還是群眾團體都是缺位的”，謝麗華覺得，如果楊改蘭所在的村里有一個屬于農村婦女的組織，哪怕只是一個小組，或許對楊改蘭有很大的幫助。

　　而在各地籌建農村婦女組織，正是謝麗華20多年來一直所堅持的目標。通過農家女與婦代會、村委會等組織合作，讓婦女廣泛地參與到如農家女書社、心理健康知識小組，從中挑選能夠代表婦女利益、建言建策的婦女骨干，作為農家女的“種子”，像滾雪球一般，把處于邊緣地位的婦女吸引進來。

　自殺干預少得可憐

　　一年又一年，故事悄悄發生著……

　　然而，在農村婦女自殺率下降的背后，悲劇也時有發生。

　　從1993年創辦《農家女》以來，無法統計謝麗華曾接到過多少封寄自全國各地的信件，緊急救助過多少找上門的農村姐妹，又通過辦學校和推進農村女性發展項目幫助過多少農村女性。

　　“沒有什么比挽救人的生命更加重要”，謝麗華說，這是《農家女》一直堅守的信念。

　　1996年，《農家女》雜志受到一封來自河南新鄉的求助信，筆名為小芳的一個姑娘在信上說，如果等不到回信，就自殺。因為沒有寫明具體的地址，很難找到她。于是謝麗華在雜志上，撤掉了原本的《主編心語》，連夜寫了一篇《小芳，你在哪里？》的一封信。

　　許多農村婦女甚至將《農家女》雜志當作最后一根稻草，經常寫信來求助，這些原因促使著謝麗華這樣做。

　　謝麗華依然記得十幾年前，曾到過云南省的一個村莊調研，村莊有一個很深的水潭，一位農家女成員告訴她，自從嫁到這個村子以來，就有8個人跳水自殺。

　　“這是可以干預的，應該把防止自殺問題提到公共衛生領域，”這是謝麗華幾十年來最大的感受，她覺得不能對農村婦女自殺問題不聞不問，這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各個國家都有，我們應該去做，不能坐視不管。

　　事實上，早在10幾年前，“農家女”預防農村婦女自殺項目，在一些村莊，取得了比較好

　　的經驗。“農家女”曾在河北的一個村莊，做了3年的自殺干預項目，原本幾年之內有25起自殺事件，后來就沒有發生過一起，這是最好的證明。

　　然而，這樣的項目在推廣上卻非常困難。“其實我們可以做得更大的，當我們把這個干預、預防農村婦女自殺項目推廣時，無論是在農村，還是相關部門都把這當作負面事件，不太容易被接受，這些阻礙擋住了推廣的道路”，謝麗華的語氣中充滿了遺憾。

　　事實上，婦聯也曾委托中華女子學院做過一次全國婦女自殺的大型調查，以此推動預防農村婦女自殺的現象，但最后這個調查無果而終，沒有出一個像樣的報告。

　　楊改蘭事件的發生，更加促使謝麗華和農家女團隊用行動去突破這些障礙。

　　“自殺率一直都在下降，但下降不等于不發生。”這也是一個警鐘，楊改蘭事件發生后，農家女的成員也反饋了自己的村莊，又有不少惡性自殺事件。

　　在謝麗華看來，不應該把自殺行為私人化，應該提升到公共衛生層面去關注它、干預它。而這種干預，是可以預防更多人自殺。在預防農村婦女自殺方面，心理健康知識應該往下普及，比如在精準扶貧當中應該結合精神上的輔助，此外，婦聯在農村的組織也要健全起來。

　　目前國內預防自殺中心也大多僅局限于城市，難以觸及到農村地區。自2003年后，相繼有20余條自殺干預熱線開通，但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地。

　　然而，當記者撥打青島、滬上、杭州、廣州、深圳、北京等城市的自殺干預熱線電話后發現，有的號已成了空號或者無法接通。有些干預熱線則有采用語音提示等功能并會告知接機者的工號錄音，有些則是直接接通。

　　記者撥打了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熱線，電話一頭的女聲表示，并不是有很多來自農村的人進行咨詢，平時的咨詢內容主要以婚姻問題為主，年齡段以老年人居多。記者通過廣州心理危機干預熱線了解到，對于來自農村的咨詢并沒有具體統計，咨詢的問題主要以婚姻戀愛所遇到的情緒困擾為主。

　　不過，在桂華博士看來，極端的案例很難干預和預防。如果想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幾乎不可能，而且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

　　楊改蘭事件極大的觸動了《農家女》，目前農家女團隊正計劃依托網絡聯手建立起一個“愛心聯盟”，在網絡上播撒農家女的種子，發揮每個人的作用，輻射到周圍的村莊、親人。只要有發現村民自殺苗頭，立刻伸出援手，隨后讓心理專家跟進，及時挽救生命。

　　如今，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和廣東省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正在牽頭、籌備這件事。20年來培養農家女的種子，在等待著在農村婦女群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未來得到的是關注，還是阻力，依然是未知，但我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談及該項目的未來，謝麗華遲疑了一會說道。任重而道遠，但她們在努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