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要留下花季少女，村寨不該有“花季媽媽”

　　貴州在脫貧攻堅戰中專項治理早婚早育阻斷“貧困循環”

　　在一些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受傳統觀念和現實環境影響，重男輕女、早婚早育等陋習仍難革除，有些地方甚至還有搶婚的習俗。很多正值花季的少女，本該擁有絢爛多彩的校園生活，卻在貧困和偏見中放棄學業，早早嫁人生育，“花季媽媽”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現象。

　　如何保障這些貧困女孩接受教育的權利，走出看得見的“貧困循環”，需要社會各方力量共同發力，專項治理早婚早育、加大控輟保學力度，切實把知識改變命運的觀念，傳遞到大山深處的每一個村寨里。

　　令人惋惜的“花季媽媽”

　　走在大學校園里，20歲的瑤族女孩吳美美輕松自信，充滿青春氣息。

　　去年，作為全鄉第一個女大學生，她顛覆了家鄉人的傳統觀念，也開啟了人生嶄新的一頁。對吳美美來說，朝氣蓬勃的大學校園與偏遠閉塞的家鄉，仿佛就是“兩個世界”。

　　在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縣雷洞瑤族水族鄉戲勞村，女孩子的年齡成了一個“謎題”。

　　“我2000年出生，身份證上寫的是1997年。”出生在這個少數民族村寨的吳美美說，為了方便提早結婚，村里女孩在上戶口時，普遍會被父母多寫3至5歲。

　　吳美美小學才畢業，家里已開始考慮給她找婆家了，上初二時就有人上門提親了。吳美美告訴記者，村里的女孩子最多讀到初中，身邊有不少女孩子十五六歲就出嫁了，大多數都不辦結婚證，自家人辦頓酒、吃餐飯就算成家了。

　　“有個鄰家女孩比我還小兩歲，現在孩子都一歲多了。還有一個女孩大我兩歲，學習成績也不錯，但父母不讓讀，初中還沒畢業就嫁人了。”最刺痛吳美美的并不是自己無能為力，而是“全村人都不支持女孩讀書”的觀念如此根深蒂固。

　　看到同村的吳美美走進大學，瑤族女孩吳信梅滿心羨慕與憧憬。“自己還是個孩子，不想嫁人，更不想早早地帶個小孩。”“我一直很想讀書，也特別羨慕讀書的人，羨慕她們的生活。”她不無感慨地說，外面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可村寨里重男輕女思想嚴重，女孩們的婚姻大多仍然被父母包辦。

　　吳信梅在家里排行老大，印象中媽媽又生過4個妹妹后，才生了小自己10歲的弟弟。“其他幾個妹妹出生后，都不知道去哪兒了，爸媽從沒再提起過她們，可能被他們‘送人’了吧！”她回憶道。

　　去年，學習成績不錯的吳信梅，幸運地考上了縣城的高中。入學那天，第一次來縣城的她，不禁感嘆“縣城真大啊”。因為今年疫情蔓延，學校寒假延長，一些同為瑤族的男孩跟著父母來到吳信梅家提親，其中還有她親姑姑家的表哥。

　　“女孩不外嫁是我們這里的風俗，嫁個本村親戚很正常。”面對記者詫異的神情，村里一位16歲的侗族女孩不以為然地說。有媒體報道，在一些偏遠少數民族村落，十五六歲的女孩嫁給本族男子，在過去甚至是一種不成文的傳統。

　　17歲的瑤族女孩覃晨碧特別怕“提親”，這兩年戲勞村里和她年齡相仿的女孩，差不多都結婚了，唯獨她自己還不甘心。初中畢業后，她沒有聽從家里人的安排準備婚嫁，而是自己報考了職高護理專業。“三年后畢業了，我就去鄉里的衛生院工作。”覃晨碧說。

　　黎平縣東西部協作對口幫扶辦公室副主任馬林在基層走訪中發現，隨著年級升高，男女學生比例差距急速拉大。比如雙江鎮高求村，男女生比例小學為1.2：1，初中為2：1，到高中就成了13：1，村里沒出過女大學生，只有一個女孩在讀高中，考上大學的男孩卻有9個。

　　長期從事未成年人保護的貴州省政協委員陳會琪，曾以貴州東部少數民族較為聚集的某縣為樣本，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19年11月，該縣登記10—19周歲婦女20937名，早婚人數2222人，早婚率為11.47%，其中14周歲以下的有73人。

　　“很多家長看到自己孩子成績一般，就讓其放棄讀書，帶他們外出打工，或早早嫁娶成家。”一位在貴州支教多年的東部地區教師，對當地早婚早育問題深感憂慮。縣醫院一位領導告訴他，曾接診過一個16歲女孩，竟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要為肚子里發育不良的第三個孩子做手術。由于沒有人在手術單上簽字，醫院也沒法為她手術。

　　“一些家長認為尤其是女孩子，讀不讀書無所謂，識幾個字就行。由于家里經濟條件不寬裕，女孩早點嫁人，不僅能給家里減輕負擔，還能拿一筆彩禮錢。”這位教師說。

　　看得見的“貧困循環”

　　在貴州近些年脫貧攻堅中，很多偏遠少數民族地區的學校修葺一新，教育條件顯著提升，但當地固有的早婚早育的婚俗觀念，加之優生優育政策宣講不到位，給控輟保學工作帶來很大難度。

　　以畢節市部分村寨為例，生孩子“三個五個是常態、七個八個不見怪”，年紀輕輕已是幾個孩子的媽媽，越窮越生、越生越窮，文盲或半文盲較多。那些早婚早育的女孩，只能眼睜睜陷入看得見的“貧困循環”。

　　吳信梅的媽媽沒讀過書，爸爸也只讀了小學三年級。在她看來，媽媽和爸爸就是“前車之鑒”，早早結婚生子，十分辛苦地謀生。為了供養她和弟弟，父母在廣西做伐木工人多年。

　　去年暑假，吳信梅第一次出遠門，跟著父母去廣西打工。頂著烈日苦干一天，算下來也只能掙100多元。為了多幫幫父母，她硬著頭皮跟著干了20多天。“實在太累了。”吳信梅實在堅持不下去，哭著跑回了家。

　　父母這樣艱辛的生活一眼望不到頭，吳信梅不想重復這樣的人生。“只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有更多人生選擇的權利”，吳信梅對自己未來的期許是，“找一份能坐在辦公室里吹空調的工作，找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伴侶。”

　　吳美美的母親出嫁時才17歲，身份證卻顯示她已經27歲了。“媽媽實際是1974年出生，戶口本上是1964年。”從小跟著奶奶長大的吳美美，記憶中自己很小的時候，父母一直在外地打工。

　　據部分受訪者回憶，在那個年代，村里的孕婦生孩子都是在家里，小孩出生并沒有醫院出具的出生證明，晚幾年上戶口很普遍，常常是父母報哪一年就寫成哪一年。

　　“當地有許多農村家庭，因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由隔代親屬監護。這些年齡較大、文化水平較低的祖父輩老人，早期的教育啟蒙僅限于教孩子認幾個字、數幾個數。”浙江杭州學軍中學原校長、貴州臺江縣民族中學校長陳立群說，等到孩子進入青春期，叛逆的性格需要引導、敏感的心理渴望撫慰，易入歧路的品德亟待糾正，這些留守老人就更無能為力了。

　　同時，依靠農村早婚早育風俗締結的婚姻家庭關系極度不穩定，社會不和諧因素增加。戲勞村16歲的侗族女孩王燕告訴記者，她身邊有些20歲出頭的女孩已經離婚，還帶著孩子，有的甚至又開始了第二段婚姻。

　　“如果下跪管用，我愿意跪下來求他們不要輟學。”黎平縣雷洞鄉一名干部無奈地說，由于地處邊遠和長期封閉，瑤族、水族聚居區有不少深度貧困村，一些少數民族孩子聽不懂漢話，厭學情緒嚴重，初中沒畢業就外出打工，“哪個村出現輟學，學校老師、村干部、包片指揮長、網格員都要想辦法做工作，哪怕跑到廣東、浙江也要把他們接回來。”

　　長期研究女性問題的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教授祝平燕認為，貧困地區孩子本身發育遲緩，未發育成熟的女性過早生育，胎兒患病和死亡概率很高，給社會帶來隱性負擔，造成一些已脫貧的農村家庭返貧，也阻礙社會的法治進程。

　　今天的女生就是未來的母親，她們失去了受教育機會，下一代也必然受到影響。改變一個女孩的命運，無異于創造一個家庭的未來。

　　如今，早婚早育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2019年底，貴州省黔東南州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聯合出臺規定，依法懲治早婚早育、搶婚、不送子女入學等違法行為，涉及早婚早育、未滿十八周歲未成年人輟學等相關違法行為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2020年1月15日，“加強控輟保學動態管理，開展早婚早育專項治理，確保貧困家庭孩子上學‘一個都不能少’”，作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硬骨頭”，被寫進了貴州省《政府工作報告》。

　　飛出大山的“山鳳凰”

　　2019年，杭州市下城區在黎平縣開展東西部扶貧協作時，針對邊遠少數民族村寨存在的早婚早育現象，決定啟動實施“山鳳凰”關愛女孩公益項目。

　　黎平縣委常委、副縣長周國江說，“山鳳凰”公益項目的目的就是幫助山區特殊困難家庭女孩圓讀書夢，通過知識改變命運，阻斷貧困代際傳遞，讓山窩里飛出“金鳳凰”。

　　黎平縣通過數據摸排，選擇女生輟學失學率相對較高的貧困村為重點，開展實地走訪調研，最終確定6個鄉鎮12個村為首批“山鳳凰”關愛女生計劃的受助范圍——對初中應屆畢業、考入高中、高中畢業、考入大學的女生，在落實教育扶貧政策的基礎上，分別給予3000元、5000元、5000元、8000元的一次性獎勵。

　　“要讓村里人知道，女孩讀書好，比出嫁更風光。”中、高考結束一開榜，縣、鄉、村幫扶干部以敲鑼打鼓吹笙的方式，鬧出最大的動靜，將獎金送至受助女生家里，讓家長充分共享女兒讀書上學帶給家庭、家族的榮譽感，引導村民認識到女孩受教育的重要性。

　　2019年8月，首批助學金共發放16.7萬元，資助了29名女生。吳美美、吳信梅、王燕等成為首批“山鳳凰”項目受助人。剛剛考入黎平一中的王燕在全村人注目下，接過5000元助學金，這一刻她泣不成聲：“這一天我們女孩子成了主角，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

　　目前就讀于貴州一所師范學院的吳美美，是在全村敲鑼吹笙的祝福聲中收到的獎學金。她在后來的一封信中寫道：“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讀書是那么的自豪與驕傲。平日里，生活壓力很大、笑容很少的父母，臉上也洋溢起了欣慰的笑容。我一定要特別努力，才能對得起那特別的一天。”

　　“經濟上直接的獎勵，既能切實解決山區女孩學費、生活費難題，又讓女生家長直觀感受到‘知識就是金錢’‘女孩讀書有用’。”周國江說。

　　“對女孩的扶持，不僅改善了她們的境遇，也正在改變家長和村民的觀念。”戲勞村駐村第一書記唐定海說，在貧困少數民族村寨不斷上演“山窩里飛出金鳳凰”的生動故事，強烈沖擊著貧困少數民族村寨“女生讀書無用論”的守舊觀念，也正在鏟除滋生“不重視女生教育”這一觀念的“土壤”。

　　一些專家認為，治理早婚早育，關愛貧困女孩，不僅需要“山鳳凰”公益行動，還需要社會各界共同發力，同時加大法律宣傳和制度約束。陳立群認為，村、社區應加強摸底，及時掌握本地義務教育階段女生的情況，對早婚行為要出面干預，并納入村規民約自治范圍，健全地方法規，對早婚早育未成年人的父母適當懲戒。地方婦聯、團委和志愿組織、公益組織應加強合作，幫助這些女孩。

　　“政府應幫助有意愿的女性多接受教育，讓更多‘山鳳凰’飛出去，初中畢業后實在不愿意讀書的，應通過職業教育、農技人員培訓等方式，幫她們掌握一技之長。”祝平燕認為，將扶智與扶貧結合起來，在早婚早育現象嚴重的地區，通過校園講座等方式擴大《婚姻法》宣傳，提高青少年對早婚早育危害性的認識，通過培訓鄉賢、寨老、村干部等方式，逐步引導群眾改變落后習俗。 (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本報記者王麗、李驚亞、劉智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