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邊灰暗、陰郁。監獄的味道，直到現在張丹丹也忘不掉。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師張丹丹。本人供圖

　　服刑人員面孔多數年輕，通常在25歲以下，許多人因搶劫、綁架被收監。他們大老遠看著她。直到一天，一名服刑人員鼓起勇氣問：“你們是怎么看待我們這類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們啊？”

　　張丹丹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老師。她在2013年獲準進入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監獄做“留守兒童與犯罪”調研項目。

　　20歲出頭的張一（化名）被判了18年，因為搶劫。

　　張一的父母在深圳打工，他從小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十幾歲的時候，他跑到珠海，跟人做傳銷，下線發展到一百多人。他在珠海買了房和車，有一個穩定的女朋友，過上恰似白領的生活。

　　直到一天，他接到消息，爺爺得癌癥了。張一放棄在珠海的工作，趕回湖南老家，拿出全部積蓄給爺爺治病，但老人半年多后就去世了。

　　張一賺的錢都花光了。等他回到珠海的時候，以前工作上的一百多個下線跑了，女朋友也跑了，他一無所有。“沒有人能理解我。爺爺沒了，工作沒了，女朋友沒了，什么都沒了。”他回到老家，把車賣了，成天在游戲廳游蕩，結識了專門跨省搶東西的犯罪團伙。有人找張一當司機負責運輸，找他的人說，給他三天時間考慮，50萬作為報酬。

　　張一想了三天，等到第三天的時候，他忍不住拿起電話和那個人說，他愿意做，結果被抓了。

　　張一是張丹丹1200多名調研對象中的一位，他的自述讓她印象深刻。在這所男子監獄服刑人員中，17%的人有留守兒童背景。張丹丹在調研中發現，他們的共同點是“情感缺失明顯，特別愛冒險，又缺乏從父母那里得到價值觀的塑造機會”。

　　2012年在北大任教后，張丹丹一直關注流動人口與犯罪問題研究。2013年，她開始聯系男子監獄，因為所選監獄需要一定代表性，她只能一座一座地篩選，在聯系了多座監獄后，最終有監獄同意了她的調研請求。

　　第一次去時，她有些不安，帶著二十多個男學生，在當地經過培訓后一起進去。“畢竟環境特殊，就我一個女的，到后來慢慢適應也就無所謂了。”項目很缺經費。在男子監獄項目上，張丹丹花了三十多萬元，自己搭進去了十五六萬。

　　其實一開始，她關注的是城鄉移民與犯罪之間的因果關系。2007年，張丹丹在全國9個省15個城市里抽樣了5千戶城鎮居民，5千戶農民工，農村地區的8千戶家庭。她想研究農民工犯罪及對社會影響。但到2013年，她在這座男子監獄里進行抽樣調查后，發現有兩個因素顯著地影響著流動人口群體的犯罪行為，一個是出生地的性別比，另一個是有無留守兒童的背景。

　　開始監獄項目調查之前，張丹丹和團隊成員做了一個月左右的籌備工作。她參照美國的監獄服刑人員調查問卷，翻譯設計出兩套關于犯罪認識的問卷。一套有十幾頁，每一套問卷，張丹丹需要進行嚴謹的設計和考究，再帶到監獄里開展調查。

　　針對“留守兒童”這一指標，張丹丹設計了包括個人及家庭背景信息、犯罪歷史、心理及性格特質、認知、行為偏好等多個模塊的調查問卷。“要識別他們是否有留守兒童背景，就要問他們是16歲之前還是之后和父母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是跟誰在一起，沒有在一起的時間有多長，為什么沒有在一起，是因為父母離婚還是父母外出打工了等等。”張丹丹說。

　　張丹丹研究的對象大部分是在2000年左右有留守兒童經歷的人。

　　2015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數據顯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留守兒童的數量達到6100萬左右。而在2000年，中國留守兒童的數量在2000萬左右，十年的時間里，增加了3倍左右。“這么多年了，留守兒童問題不但沒有得到改善，留守的規模反而正在增加、擴大。而且這里面還有一些結構性變化，2000年的時候，是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到了2010年的時候，將近48%父母一起外出打工。”張丹丹說。

　　“可以想象一下未來十年的犯罪情況，具體怎么樣我不知道，但整個社會都在承擔這個成本。”

【對話張丹丹】

澎湃新聞：能講一下你去監獄調研的情況嗎？

　　張丹丹：我做了“男子監獄”和“女子監獄”兩個項目的調研。開始做的是男子監獄，2013年夏天，我去了南方的一座男子監獄，進去后發現溝通成本挺高的，畢竟是跟一個機構打交道，而且又是一個這么嚴格的機構，而且那時我也是第一次到監獄調研。記得有一次我在賓館哭了，覺得實在是堅持不下去了，因為我們做游戲的時候，必須要求犯人之間是陌生關系，所以對監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這過程中，經常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出現，但這個項目最后還是堅持下來了。

　　我在男子監獄完成了1200個服刑人員的調查，前前后后待了兩個多月。每個星期進去兩次，上午八九點進去，下午五點出來，最晚的一次直到晚上九點才離開監獄。當時我找了20多個當地的男大學生和我一起去。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做后勤的服刑人員問我們，“你們是怎么看待我們這類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們啊？”我覺得他們挺在乎我們對他們的看法的，這個人給我印象深刻。在男子監獄服刑的大多是20多歲的年輕人，其中有17%的服刑人員有留守兒童的背景。他們大多是因搶劫、綁架而進監獄的，大部分人都初中輟學，每個人或多或少的，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有情感缺失的陰影在，我覺得這可能跟留守是有關系的，當然我這是主觀判斷，很難說一個非留守的孩子是不是也會有這種情況。去年我們還進行了女子監獄的項目，收集了600多名女性服刑人員的信息，希望研究犯罪的性別差異，目前還在數據處理階段。

澎湃新聞：你在監獄里做留守兒童調研過程有什么直觀感受？

　　張丹丹：第一是他們中大部分人都是初中就輟學了，有一些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但一直都是不想學的心態。第二個感受就是他們特別愛冒險，在做人生重大決策時候的想法跟我們正常的想法不太一樣。他們沒有對錯的判斷，比如搶劫，他們不會覺得愧疚，當然也有人覺得愧疚，但至少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沒有愧疚感，更不會覺得是違法的事情。還有就是他們情感缺失明顯，但是每個人的表現的方式都不一樣，我把它歸為情感的缺失。風險上有些偏強，性格上有些缺失，缺乏從父母那里得到價值觀的塑造機會，這些都會影響犯罪。我有統計上的結論，但是直觀的感受是從案例中來的。

　　澎湃新聞：做調查的時候，哪部分會比較吸引你？

　　張丹丹：其實更吸引我的是犯罪事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原因迫使他們走到這一步，是性格上的一些特征性的東西，還是社會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改變我們的社會環境、政策、措施等等，來避免這些極端的事情的發生，這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澎湃新聞：你曾說過有留守背景的農民工出現犯罪可能性更高，為什么？

　　張丹丹：首先判斷有留守背景和犯罪之間是否有關系，調查發現確實有因果關系。在存在父母關愛缺失的樣本里有75%的孩子，他們的父母由于外出務工在其成長階段不在身邊，剩下的25%是由于父母離婚、去世原因童年缺乏父母的關愛。我們在研究中試圖識別父母關愛缺失影響犯罪的渠道，比如教育程度跟犯罪直接相關，如果父母外出打工，由于有父母匯回的收入效益，孩子的教育程度不會有很大損失；而如果父母離婚或去世，由于收入效益消失，對受教育結果會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到成年后的犯罪。

　　此外，有留守背景的農民工與其他農民工相比在其行為偏好上存在明顯差異。這種行為差異可能是后天成長環境中形成的，也有可能是群體的選擇性的先天因素導致的。16歲之前父母不在身邊，他們的行為特質可能會發生變化，比如特別愛做冒險的事情，而喜歡承擔風險的人更可能從事犯罪活動；當然也有可能是外出的父母本身就是愛冒險的人，這個特質被其孩子繼承了。我們還試圖分析個性特質和價值觀是否是父母關愛缺失導致犯罪的渠道，由于缺乏父母的言傳身教，社會價值觀的培養有所缺乏，道德底線可能偏低，從而更可能犯罪。而父母離婚、去世的孩子更內向，缺乏求知欲，也可能是導致其成年后更容易犯罪的原因。

　　澎湃新聞：你有沒有了解過他們（監獄的犯人）孩子的一些狀態？

　　張丹丹：如果他成家了，在監獄里，但他有孩子的話，他的孩子肯定是留守的。在我調查的案例里面有這種情況，服刑人員年紀偏小，在服刑前有孩子的并不多。在訪談中我問過他們這個問題，他們會對自己的孩子有虧欠，覺得自己成長在缺乏父母關愛的環境，卻又帶給他們的孩子同樣的境遇。 我們沒有辦法去他們老家做調查，但在我們的問卷里，都問了他們孩子的情況，目前樣本量還是很小。因此對他們孩子的情況我并未作具體的研究。

　　澎湃新聞：這些樣本能夠反映出一些什么情況？

　　張丹丹：我們關注的是二代農民工的留守問題。城鄉遷移從90年代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現在已經是第三代了。現在的年輕農民工，可能他們的祖輩、父輩當初就是農民工，所以他們也是留守兒童。再往下一代看，如果他們外出打工或犯了罪在監獄里的話，他的孩子也很可能留守。代際之間的傳遞目前并沒有改變。

　　澎湃新聞：這么多年的研究，你觀察到的留守兒童有什么變化？

　　張丹丹：這么多年了，留守兒童問題不但沒有得到改善，留守的規模反而正在擴大，從2000年的兩千萬到現在六千多萬。而且這里面還有結構性的變化，過去基本上是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到2010年，將近一半（48%）是父母同時外出打工，留守的程度是不一樣的，而且有3.4%的孩子沒有監護人單獨居住，這個群體尤其需要關注。國外的法律不讓12歲以下的孩子脫離監護獨處，否則會被判忽視兒童罪。但在中國沒有類似的法律，父母可以把孩子扔在老家不管。這類研究在下結論的時候還是要小心，因為很容易產生對留守兒童的歧視。對這個群體我們應該是保護、寬容、改變，而不是對他們歧視。所以談論這個群體的時候要很小心，不能再傷害這個群體了。我們是要改變政策，而不是要歧視某一個群體，不是歧視農民工或留守兒童，而是想辦法讓他們生活得更好。另外，現在的留守兒童數量比我研究的群體增加了3倍，這些孩子長大以后，中國的犯罪率會怎樣，社會是怎么樣的，很難想象，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提醒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公眾關注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承擔其后果。

　　澎湃新聞：你找到相關的原因了嗎？覺得從哪些地方可以改變？

　　張丹丹：留守兒童產生的原因一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二是中國的戶籍制度。沒有戶籍的人在城市里會遭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由于入學門檻高，難度大，很多農民工只能把孩子留在老家。現在這6100萬留守兒童再過五年十年，他們就成為我國勞動力的主要構成，在其成長的過程中，缺乏父母的陪伴，一定會對他們產生一些負面影響，而這種影響不是這一個群體承擔，其影響一定會擴散到整個社會。

　　根本的解決方法是需要讓父母跟孩子一起生活，但怎么在一起？一個是戶籍制度改革，城市進一步放開，允許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父母到城里上學，或者制定一項監護人的法律，父母雙方不能都離開孩子，必須有一個監護人在身邊。這些都需要對政策進行試點和專門的研究。我目前進行的研究主要是剖析留守這個事實會產生什么社會后果，制度性的問題得用其他方式去探討，希望引起更多人的關注，慢慢解決這些潛在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