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長沙６月１日新媒體專電三十多年前，8歲的肖云（化名）遭遇性侵，人生從此與噩夢相隨。

　　40歲那年，肖云成為了一名兒童防性侵講師。她講了211堂課，是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以下簡稱“女童保護”）1200多名講師中講課最多的一位。

　　2014年的一堂課后，肖云收到了一名小學女生的匿名短信，“老師，我已經有過性經歷了。”她回撥過去，對方關機。

　　此后，每隔十幾天，女孩都會用不同的號碼給她發匿名短信，短信里滿是痛苦、恐懼和掙扎。那所學校有600多名女童，最終也沒追蹤到是誰。

　　這成為肖云永遠的心結——

　　她仿佛看見了八歲那年無助的自己。而在課上課下，這樣疼痛的“映射”已不是第一次了。

　　肖云的志愿者同事梁超，將她的故事轉發到朋友圈。就在當天，1000人的朋友圈里，有4人主動向梁超傾訴了類似經歷。

　　2013至2015三年間，據“女童保護”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被媒體曝光的性侵兒童案共968起。

　　而肖云和梁超遇到的那些講述者，還都存在于未曝光的案例中。

　　兒童性侵，你所見的，只是冰山一角。

968起性侵兒童案，超1790名受害兒童

　　“老師的手放我大腿上，像鉆頭一樣往上鉆。”今年4月，湖南攸縣男教師猥褻多名女童案件被新華社記者調查披露。受害女童小顏（化名）講述經歷時，止不住地渾身發抖。

　　小顏所在的班級有23名女童。數名當事人及家長向記者稱，班內絕大多數女生都曾被時任班主任撫摸身體，部分學生甚至被帶至教工宿舍被猥褻。

　　這并不是個例——

　　云南彝良縣農村教師張某猥褻7名女童被刑拘；湖南永順某鄉鎮學校校長猥褻6名女童被提起公訴；四川小學教師魏某多次對11名兒童實施奸淫猥褻被判死刑……

　　“女童保護”統計顯示，公開曝光的性侵兒童案中，一人對多名未成年人施害的案件比例從2014年的15．51％攀升至2015年的28％。

　　根據“女童保護”網絡監控數據的不完全統計，2013至2015三年間，全國各地被媒體曝光的性侵兒童案共968起。其中，受害兒童超過1790人，這一數據尚不包括表述為“多名兒童”等概數的情況。

　　而這僅是基于公開報道的數據。

　　事實上，社會與學界的共識是，諸多主客觀因素造成大部分性侵兒童案難以被公開。著名犯罪心理學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針對中小學生的性侵害，其隱案比例是1：7。

　　換言之，一起性侵兒童新聞的曝光，或許意味著7起案件已然發生。

　　2015年陜西寶雞曝光一起猥褻案，受害人莉莉（化名）從6歲起遭繼父猥褻近十年。莉莉的生母在多年前就發現猥褻事實，卻未報警。

　　這一案例背后，另一個沉重的現實浮現：不少性侵兒童案在持續較長時間后，才被揭發。大量案例顯示，性侵者的施害行為具有長期性，如果沒有外界干預，不會自動終止。

危險的“熟人”　“秘密”的魔咒

　　與小顏及她的同學不同，在肖云的童年“噩夢”里，性侵者不是老師，而是鄰居。

　　八歲那年，跟隨母親生活的肖云遭遇鄰居阿姨的丈夫侵犯，整整三年，放學都不敢回家。因為覺得丟臉，當時的肖云沒有告訴父母和老師。

　　三十多年后，類似的悲劇在吉林女童幻幻（化名）身上重演。這一次，作案者不是鄰居，而是幼兒園園長的丈夫。

　　那是2015年6月，6歲的幻幻被同學用鉛筆刺傷眼睛。園長讓其丈夫、幼兒園司機張濤開車送幻幻去醫院檢查。在路上，張濤給幻幻播放手機里的黃色視頻，又將其誘騙回家，實施強奸。

　　事后，張濤告訴幻幻：“這是大爺和你之間的秘密，不許告訴別人。”

　　2016年1月，吉林市昌邑區人民法院宣判，張濤強奸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7年。

　　教師、鄰居、校工、親屬……在諸多性侵兒童案例中，“熟人”幾乎成為令人心悸的名詞。“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更是讓罪惡隱形的魔咒。

　　“女童保護”提供的數據顯示，在2014年曝光的503起性侵兒童案中，熟人犯罪442起，占比87．87％（未提及雙方關系的案例未統計）。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熟人犯罪240起，占比70％（未提及雙方關系的案例未統計）。

　　事實上，犯罪嫌疑人利用“熟人”身份，更容易接近兒童并獲取信任，案件發生后，也更容易通過誘哄、脅迫等方式掩蓋犯罪事實。

　　根據“女童保護”統計，在2013年的125起案件中，教師及校長作案43起，鄰居及父母的朋友作案14起；在2015年曝光的340起案件中，一人對多名兒童實施性侵案的案件有96起，此類作案人員中40％為教師。

　　此外，家庭成員性侵尤為值得關注：在2015年曝光案例中，有29起惡性案件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且因案情性質復雜、難以被揭發，多為長期施害。

“沉默”的農村，無助的留守

　　湖南攸縣女童猥褻案中，班級內23名女生，絕大多數是留守兒童。隔代教養導致的溝通不暢，使這位教師的猥褻行為長達三年卻沒有被家長發現。

　　舉報人小雨（化名）曾告訴記者，“老師專挑父母不在身邊的同學下手。”

　　在不少案例中，與祖輩相依為命的留守兒童，成為性侵兒童罪犯眼里“最好欺負的對象”。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公開曝光的案例中，農村地區呈現出一種反常的“沉默”——

　　在“女童保護”2014年統計報告中，受害的城鎮未成年人高達409人，而農村未成年人171人、進城務工人員子女42人。同樣，在2015年統計報告中，受害者為農村兒童的僅占比23％，明顯少于城鎮。

　　專家表示，這并不代表兒童性侵案在城市更為高發，也不代表農村更為安全。

　　這充分說明，相較于農村，城鎮地區兒童受到更為密集的來自家庭、學校、社會的監護，使侵害行為更容易被發現。此外，城鎮地區司法系統的完善、媒體活躍程度高、觀念相對開明等因素，也使此類案件更大可能被公開曝光。

　　“女童保護”志愿者在深入山區、鄉村等實地考察、授課發現，由于家庭主要成員長年外出打工，農村留守兒童長期缺乏家庭的完善監護。此外，農村學校及社區的自我保護教育及基礎生理教育較為落后，甚至存在空白。

恐嚇與偏見：罪惡的“遮羞布”

　　在江西南昌縣，留守女童小萬（化名）遭遇多次性侵，卻長久沉默。

　　直到小萬的父母過年回家，發現孩子精神異常，又看到小萬手機里多次出現騷擾電話，才驚覺悲劇。

　　沉默，是不少受害兒童甚至是家庭的常態。它首先源自于施害者的恐嚇與脅迫。

　　據小萬姑姑講述，在初次性侵后，罪犯用手銬將小萬銬起來，并迫使她寫下了自愿書、家庭地址和家庭成員姓名。小萬被罪犯恐嚇，如果說出此事，就將其殺害，再殺掉其家人，因此始終不敢求助。

　　沉默也源自于大環境的偏見。

　　在湖南攸縣猥褻案中，舉報者小雨和家長一同前往受害同學小琴（化名）家中反映情況，希望能聯手舉報。隨后，小琴母親卻勒令女兒不可聲張，稱小雨“思想齷齪”，不許女兒再與其交往。

　　小琴母親的態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種社會偏見。幾年前，在廣西玉林市興業縣，13歲的留守女童曉雪（化名）遭遇至少10名中老年人性侵。曉雪的父親報警后，多人獲刑。

　　此后，據媒體反映，曉雪一家卻遭到了整個村莊的孤立，關于曉雪的風言風語，讓幼小的她飽受歧視與排擠。

　　社會偏見造成的二次傷害，既隱形又壓抑，讓受害者及其家庭在訴諸法律后，卻不得不“負重前行”。

　　“受侵害往往成為了孩子的過錯。”曾接觸過十余起兒童性侵案的律師李瑩說，社會輿論對受害兒童的“污名化”，給孩子造成了難以估量的精神傷害。

　　李瑩曾接手了轟動社會的百色助學網創始人王杰性侵貧困女生的案例。其間，起訴的女孩被認為給家里丟人了，甚至被要求“滾出去”。

　　“為什么很多受害者選擇沉默？因為傳統輿論會譴責她們，輿論也許會把報警、起訴的人淹死。家庭和社會無法給她們保護，所以她們沒有勇氣站出來。”李瑩說。

　　性侵兒童案，不只是家庭的悲劇，還是社會的警鐘。它的背后，是兒童防性侵教育的“留白”、家庭學校監管的“失守”、法律體系的盲點以及心理救助機制的缺位。

　　公開曝光的案例，不少是機會犯罪。如果具備完善的“安全網”，或可有效減少悲劇的發生。

　　然而，一環環保護鏈條的斷裂，卻讓孩子暴露于“魔掌”之下。

　　兒童防性侵教育，究竟留有多少空白？

　　“背心、褲衩和裙子覆蓋的地方，就是隱私部位”“不保守壞人的秘密”……費云霞念著生動的口訣，向臺下的學生們比劃著。

　　在講到“隱私部位”時，很多孩子都低下了頭。課堂略顯安靜，需要她一步步引導。但課后，許多孩子卻給她寫來了感謝信。

　　這里是湖南溆浦縣高橋村合田學校。90后女教師費云霞并不在這里任教，此刻，她的身份是一名“女童保護”志愿者，也是一名兒童反性侵講師。

　　2015年至今，費云霞已在湖南的四所學校講授反性侵課程，已向兩千多名兒童普及相關知識。

　　2014年湖南省教育統計公報顯示，全省共有初中在校生220余萬名，普通小學在校生超過473萬名。面對這一龐大的數據，費云霞的努力顯得杯水車薪。

　　“女童保護”發起人之一孫雪梅介紹，目前我國缺少自上而下的兒童防性侵教育權威教案和標準，使得一些地方在試圖落實教育部、全國婦聯等下發的相關文件時，無從著力。

　　2015年，“女童保護”對多個省份的4719名學生進行隨機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四成兒童對隱私部位概念認識不清，僅44％的孩子知道什么是“性教育”。

　　家庭教育同樣缺位。在363名受訪小學生家長中，有近四成家長從未向孩子講過預防性侵害的知識。而家長不支持學校對孩子進行性教育的原因主要包括：沒到時候、怕教壞孩子、不應該公開談論“性”。

　　防性侵教育“留白”，暗藏風險——

　　當面對“如果有陌生人摸你，讓你感覺不舒服或者不愿意，你會怎么辦？”的問題時，9％的學生很害怕但不敢說，3％的學生選擇忍忍就好了。還有40％的學生選擇了“大聲呼喊”。

　　“不敢說”和“忍忍就好”會無意中縱容罪惡，而“大聲呼喊”可能釀成悲劇。國內外防性侵專家都強調，如果性侵發生在密閉偏僻場所，兒童大聲呼喊，可能導致犯罪者起殺機。

　　監管：部分學校管理差　隔代監護漏洞多

　　“如果學校都成了罪惡之地，孩子的安全從何談起？”萬女士沒想到，12歲的侄女小萬（化名）會在校園里遭遇性侵。

　　今年2月，江西某縣公安機關接到報案，12歲留守女童小萬在其就讀的農村小學校園內遭58歲的李某多次性侵。公安機關調查后將李某刑拘。

　　李某是學生公寓、教學樓抗震加固及綜合樓維修施工方聘請的材料看守人員，借住于學校的教師宿舍樓內。該縣教體局認為，學校在此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的監管責任”，對校長等給予處分。

　　無獨有偶，今年4月曝光的湖南攸縣女童猥褻案同樣發生在校園內，多名女童在教室、教工宿舍等地遭遇男教師猥褻。

　　記者走訪發現，多起校園性侵案背后有共同的“病根”。

　　——校園監管存在盲區。在小萬事件中，校園沒有設置監控攝像頭，而在湖南攸縣涉事農村學校，教室、走廊、教工宿舍等地也未配備監控攝像。

　　——學校管理失職，負責人法治意識薄弱。小萬事件中，李某并非學校職工，而是外來人員，卻堂而皇之住在教工宿舍，隨意出入校園。而攸縣事件中，相關負責人法治意識淡薄，在接到家長舉報后，并未報警，而將嫌疑人調往另一所學校了事。

　　——祖輩監護“有心無力”。“掉鏈子”的還有家庭監護。留守兒童之所以成為兒童性侵案的重災區，一是由于隔代監護“有心無力”，二是由于兒童溝通渠道不暢通。　　2014年，江西石城縣4歲留守女童小芳（化名）遭鄰居奸淫。案發時，小芳的爺爺去菜園種菜、留小芳獨自一人，她跑到了鄰居家，鄰居見周圍沒人，頓生邪念……

　　“女童保護”統計的2014年公開案例中，在監護缺位前提下，施害者臨時起意的性侵兒童案有272起，占54．08％。

　　——封建觀念“掩護”罪行。江西求正沃德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克贊介紹，留守女童被侵犯后，祖輩擔心子女怪罪，或擔心影響孩子名聲，往往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此外，不少家庭觀念封建。攸縣案件中，舉報人前往受害學生家中反映情況，受害學生家長反而勒令女兒不可聲張，不許再與舉報者交往。

　　法制：賠償少取證難男童保護存盲區

　　經過十多年的爭取，2015年11月，刑法修正案（九）將“嫖宿幼女罪”廢除，并將猥褻罪的客體擴大到男性。這對于保護未成年人無疑是重要的法律進步。

　　但構筑兒童保護法律體系的工作，遠未結束。

　　在多起性侵兒童案中，施暴人員被判刑，但民事賠償一直微不足道。2015年，吉林市吉纖幼兒園園長強奸女童案，受害者僅得到1098元的治療費和鑒定費。但對于后期高昂的心理治療費用，法院以“尚未產生”不予支持。

　　“等到治療結束產生費用后再申請民事賠償，還將面臨著訴訟時效已過的問題。”受害者母親說。

　　2014年5月，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提交的一份關于該省《未成年人保護法》貫徹實施情況的報告提到，“性侵類案件受害人心理傷害尤為嚴重，但依照現有法律規定，不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還是刑事案件終結后單獨提起民事訴訟，法院都不支持精神損害賠償，判決金額往往是醫藥費等直接經濟損失，與未成年受害人的心理侵害和生活影響的嚴重性不相適應。”

　　對此，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建議加大對性侵類案件的民事賠償責任，對受害人予以較高數額的精神賠償。同時，法律專家也建議延長未成年人性侵害的索賠訴訟時效。

　　性侵兒童案件問題目前還面臨較為嚴重的取證難。

　　“由于性侵兒童行為的隱秘性，特別是不少‘慣犯’本身‘警惕性’較強，往往會毀滅證據，這給取證帶來了較大的困難。”青海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馬蘭花說。

　　另外，由于很多被害人年齡小、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導致案件被發現時已過去了幾個月、甚至幾年，有關證據已經滅失，給案件偵破帶來困難。

　　此外，在現行法律中，強奸罪只在受害者是女性時才成立，而猥褻兒童罪只適用于14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這成為男童保護的法律盲點。

　　長期從事婦女兒童法律援助工作的北京兩高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瑩表示，在她接觸的很多案件中，對于男童的奸淫行為往往認定為猥褻兒童罪，滿14歲的男孩只能以受傷害程度定罪，如果沒有受傷，侵害者甚至無法被定罪。

　　在“女童保護”統計的2015年340起公開案件中，至少有20起案件涉及男童被性侵，受害男童超過60人。

　　后續：心理救助滯后“心疾”積重難返

　　夏季來臨，小蘭（化名）卻只能穿著長袖，她的左臂布滿刀疤，這是無數次嘗試自殺后留下的印記……

　　大學期間，小蘭頻繁更換戀愛對象，婚后，也不知如何處理婚姻關系。這一切茫然，都源自于兒時的遭遇。

　　小蘭10歲那年被繼父性侵，當時她尚且懵懂。持續幾年后，13歲的她查出懷孕，被強制流產，家人逼問才發現真相。繼父拉著母親跪在她面前，懇求她保密。在“家丑不可外揚”的壓力下，小蘭變得更加內向和壓抑，沒有得到任何救助，產生嚴重的自殺傾向。

　　這是中科博愛（北京）醫學心理研究院總院首席咨詢師葉前接觸到的真實案例。在她從事多年的性侵女童心理援助工作中，像這樣積重難返的病例不是少數。

　　葉前介紹，兒童被性侵后，很容易罹患焦慮、抑郁，創傷特異障礙：急性應激障礙或創傷后應激障礙。長期嚴重、持續、重復的侵害可能會令受害人病情加重，并伴有人格改變。

　　葉前說，早年的性侵會對女童的成長造成極大的影響，如果長期得不到有效救助，容易罹患嚴重的心理問題，精神病或人格障礙。

　　廣州中醫藥大學金沙洲醫院專職心理咨詢師李諾說，找他進行心理咨詢的患者大多是成年人，在追憶童年遭到性侵時無不表現出孤獨無助，以及對家人和老師的怨恨。“錯過了最佳的心理救助期，往往導致了不可逆轉的傷害，成年后治療效果也將非常有限。”

　　葉前表示，很多地方缺少有資質的心理干預機構，一些心理咨詢所的費用高昂，讓受害者難以得到有效救助。

　　因此，她建議，各級醫院及心理咨詢機構設立專門的兒童創傷心理治療中心；學校配備專業的心理教師，通過心理知識普及及日常心理健康的篩查，及時發現問題；設立專門的女童保護機構和投訴機制，從幼兒園到大學有經過嚴格培訓的女教師專門負責接待投訴；社會、村委會、派出所有經過嚴格培訓的女工作人員專門負責接待投訴；同時專設網絡和電話救助渠道，讓救助更加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