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精神病人拖垮一家

　　我國將精神分裂癥等6種疾病列為嚴重精神障礙進行在冊管理。精神病對患者及其家人都是身體和精神的雙重煎熬

　　“這日子過不下去了！”采訪中，71歲的郭九香數次哽咽。她的丈夫已去世，大女兒和小兒子先后患精神病。外孫女每月僅有1000多元的收入，她和外孫女共同承擔著家庭的重擔。

　　女兒和兒子先后住了4次院。“銀行不貸款給我，后來找了個遠房親戚做擔保人，才貸出5000元給女兒看病，住院花了9000多元，還欠醫院4000多元。”郭九香說。

　　兒子發病時六親不認，稱飯里有毒而絕食，情緒激動時會打人，郭九香經常被兒子打傷。鄰居們也經常受到他的騷擾，有一次他還把鄰居家的玻璃打碎了。兒子每個月僅有390元的補助。一盒藥62元，一個月要吃12盒。另外，治療腦梗的藥每月還要花800多元。

　　由于常年照顧兩個患病子女，郭九香心力交瘁。她患有子宮肌瘤，醫生建議切除子宮，她沒錢做手術，一直拖著，肚子疼就吃止疼藥維持。“這幾年歲數大了，身體不好，拾廢品也不行了。我不管他們誰管呢？”郭九香抹著眼淚說。

　　“一個精神病患者拖垮一個家。”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門診主任劉慧蘭說。她在門診經常看到家屬眼神里的無奈，有的家屬甚至就在診室里嚎啕大哭。“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的疾病，這種疾病對于病人、家屬都是身體和精神的雙重煎熬。”

　　因負擔不起每年三四萬元的治療費用，安徽省臨泉縣迎仙鎮的常德義曾經將兒子鎖在家中。縣殘聯得知后，為其辦理了貧困精神病人藥費補助，醫藥費大部分由新農合報銷，剩下的由民政部門救助解決。常德義說，對兒子的病原本不抱希望，現在國家給政策，一家人又有了希望。

　　我國將精神分裂癥、偏執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礙、雙相情感障礙、癲癇所致精神障礙和精神發育遲滯伴發精神障礙等6種疾病，列為嚴重精神障礙進行在冊管理。目前，全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達1億人以上，重癥者超1600萬人。截至2015年底，我國在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已達510萬人。

　　北京市精神衛生保健所副所長閆芳說，對于在冊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實行門診免費服藥制度。如果患有身體方面的疾病，可免去醫保住院報銷起付線部分。如果屬于低保人員，可以按救助途徑獲得相應的救濟資金。對于監護人來說，根據患者精神殘疾的等級不同，可以申領每月100—300元的護理費。她提醒，患者可以去醫院做精神殘疾鑒定，根據殘疾程度不同，去殘聯申領數額不等的殘疾人補貼。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國強指出，我國將完善精神衛生服務的整合保障機制，做好基本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疾病應急救治等制度銜接，發揮整合效應，不斷提高貧困精神障礙患者的醫療保障水平，為他們提供個性化、多樣化的康復服務。

　　精神科醫生“挨打受窮”

　　精神病醫院屬于公益性機構，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撥款生存。精神科醫護人員收入低，專業崗位補貼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

　　在一次查房中，河北邢臺精神病醫院醫生徐紅霞遭到患者襲擊，她的鼻骨被打斷，現在鼻子還留有傷疤。另一位醫生在一次護理中，被患者打成了“熊貓眼”。徐紅霞說：“被精神病患者襲擊是很常見的事，每一位醫生都被精神病患者打過，有時沒防備，突然間就挨一巴掌。”

　　“挨打受窮”，這是精神科醫生的真實寫照。與其他醫生相比，精神科醫生更容易挨打，收入更低。20多年前，閆芳在外地剛參加工作時月薪僅100元左右，其中精神衛生專業崗位補貼也就是俗稱的“挨打費”大約為27元。如今，這項補貼并沒有隨工資同比例提高，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以前，精神科醫生可以享受浮動一級工資的待遇。8年以內上浮一級工資，工作年滿8年再向上浮動一級。近幾年，這項政策被取消了。

　　邢臺市精神病醫院院長劉一寶說，精神科醫護人員的收入比同級別醫院的其他醫生至少低1/3。即使在綜合醫院里，精神科也是邊緣科室，主要原因是不能給醫院創收。

　　我國精神衛生服務資源嚴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國共有精神衛生專業機構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萬張，平均1.71張/萬人口，精神科醫師2萬多名，平均1.49名/10萬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級和地市級城市，精神障礙社區康復體系尚未建立。根據規劃，到2020年，全國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數量增加到4萬名，缺口近2萬名。

　　精神病醫院屬于公益性機構，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撥款生存。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院長栗克清認為，精神科醫護人員收入低，根源在于補償機制不合理。政府對醫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礎建設上，醫院的收入主要依靠醫療設備收費和醫生開藥，由此導致精神科醫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按照《精神衛生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醫療機構、康復機構應當采取措施，加強對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職業保護，提高精神衛生工作人員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規定給予適當的津貼。

　　精神疾病不像軀體性疾病一樣，沒有化驗單，沒有檢查設備，精神檢查完全是依靠醫生個人技能去診斷。目前，普通掛號費只有5元，而醫生的問診時間至少需要15分鐘，有的病人要花半個小時以上。閆芳建議，精神科醫生的收入應適度提高，并形成動態調整機制。

　　北京安定醫院副院長李占江說，改變精神病醫院生存難題，關鍵是形成合理的價格補償機制。精神科醫生的專業補貼不能縮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這樣才能增加整個行業的吸引力。

　　病人渴望回歸社會

　　精神疾病的標簽一旦被貼上，就很難揭下，可能會伴隨終生。即使康復，患者也很難回歸社會

　　41歲的河北保定居民孟女士，18歲時患上精神分裂癥，發病時會產生幻聽。她在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住院已3年半，在此之前斷斷續續住過幾次，出院后藥物維持不久，病情反復發作。14年前她和丈夫離婚，也失去了對孩子的撫養權。自從住院之后，她再也沒有見過兒子。

　　孟女士住院期間病情已經緩解，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抵抗住雜音的干擾。她想出院照顧年邁的母親，也想給兒子看管小孩，覺得出院后能夠獨立生活和工作。“可家里人不愿意來接我，哥哥姐姐怕我出院后沒人照顧再犯病。”

　　精神病人如何回歸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精神疾病的標簽一旦被貼上，就很難揭下，可能會伴隨終生，患者即使康復了，也得不到社會的包容和認可。閆芳說，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一些媒體報道后，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我國精神疾病患者多是家庭管理，患者處在一個封閉的環境里，不利于回歸社會。栗克清認為，精神病患者的治療應該在精神病院，而康復工作應該在社區里，回歸社會需要更多社會組織參與。

　　深圳市康寧醫院院長劉鐵榜認為，來自社會的歧視和排斥是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面臨的最大障礙，自卑、膽怯的心理陰影始終伴隨著他們。營造平等、寬松的環境，是精神病患者融入社會的一劑“良藥”。

　　深圳“蒲公英會所”是一家精神康復機構。患者不再是被治療的對象，而是具有高度自主權的會員，會員有平等參與會所活動的權利。小慧是“蒲公英會所”的會員，現在一家外貿公司做業務員，主要負責將公司產品傳到網上。她說，會員之間都是平等的，平時一起參與會所組織的娛樂活動，讓她交到朋友，學會與人溝通，不再那么孤僻了。

　　王國強認為，應大力推廣“社會化、綜合性、開放式”的精神障礙和精神殘疾康復工作模式，建立完善醫療康復和社區康復相銜接的服務機制，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源提供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促進精神障礙患者回歸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