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凌晨，安定醫院病房區，86歲的李鳳英閉上了眼睛。直到去世，她沒能再見女兒和老伴最后一面。

　　她不會知道，自己的生命很早以前就被家人“放棄”了。他們曾多次明確告知醫院：如果需要搶救，不可以使用氣管插管、除顫等這些有創的急救措施，并且，一次次簽署“拒絕轉院，承擔所有后果”的責任書。甚至，已經在上次病危時聯系過喪葬用品店。

　　因為精神分裂癥，李鳳英2003年住進安定醫院，這一住就是14年。直到死去，她再也沒能“回家看看”。凌晨三點左右，李鳳英宣告死亡，喪葬用品店工作人員帶了壽衣過來。隨后，她的遺體被運往積水潭醫院太平間。

　　李鳳英的去世不是孤例。在安定醫院的病房區，將近800名住院病人，約有兩成是長期住院的老病人，時間最長的超過20年。根據醫護人員的觀察，這些長期住院的病人大多失去了回家的機會，只能在病房等待生命的終結。

　　對于李鳳英這樣被遺留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來說，生命終結或許是離開醫院的唯一方式；對于這些病人的家屬，死亡或許更多的意味著解脫。

　　護士向病人了解病情。 本文圖均為北京青年報 圖

精神病

　　不同于其他疾病，精神病仍是一個極具標簽化、令人恐慌的病癥。

　　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數據顯示：中國各類精神病患者人數已超過1億，其中，精神分裂癥患者人數超過640萬。

　　作為治療精神疾病的專科醫院之一，北京安定醫院日均門診量約有1500人。

　　沒有人能夠輕易接受自己有精神問題。 7月14日，在安定醫院門口，一位丈夫抱著他身穿紅色上衣的妻子，幾乎用拖拽的方式將她帶入醫院的門診大廳。妻子情緒異常激動：“我不是精神病，你帶我來這里干什么。”在丈夫掛號的空隙，女子快步走出醫院，丈夫只能轉身追上去，用身體保護她“別做傻事”。

　　妻子不理解丈夫的行為，耍賴式地癱坐地上，喊著、叫著……

　　在北京安定醫院，這樣的一幕每天都在上演。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姜濤對此早已習以為常，每周三天的門診，他的對面坐著各種各樣的精神障礙患者。經過診斷評估，符合條件的患者會被安排住院治療。

　　精神病專科醫院的病房區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出于安全考慮，對外的窗戶只能打開幾厘米。從病房通往外面的世界，不到50米的距離，要經過兩道門。醫務人員小心翼翼地保管著鑰匙，任何人進出都得鎖門。

　　在這個精神病人生活的小世界里，每天的時間以吃藥開始，又以吃藥結束。鬧鐘指向七點，病人坐在病床上，等待著護士到床邊去發藥。晚上八點，護士按照醫囑，最后一次發藥，吃完藥洗漱睡覺。一天結束，有的病人一天要吃六次藥。

　　醫生介紹說，這些精神障礙患者經過治療以后，一般病情穩定，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礙患者都具有暴力傾向，大約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相反，長期住院，缺乏康復訓練，對病人健康狀況不利。

　　“精神病人的康復問題缺乏足夠支持。”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姜濤認為，因為我們國家的社區康復和家庭支持都不夠，這些精神病人反復住院。各地的精神衛生防治所，應當承擔起這個任務，但他們往往缺乏資金，也不愿意承擔這樣的問題。

　　家屬的放棄、社會的歧視等諸多因素，一些病人最終留在醫院度過余生。死亡，成了離開醫院的最后方式。

　　醫院的圖書室是病人們的精神寄托

消失的親人

　　八病區的病人劉志成不會知道李鳳英去世的消息。李鳳英的病區在二層，八病區在四層，雖然相隔不遠，但在這里，兩個人也許永遠也不會出現交集。

　　劉志成今年47歲。他在八病區呆的時間足夠長了，差不多有10年。他有些駝背，走起路來松松垮垮，沒什么精神。

　　午飯過后，劉志成端著清理菜渣的塑料盆，走過窗邊，沒有多看一眼，他熟悉窗外的一切，一路之隔，是十三病區的四層樓房，更遠處，能看見紅色外墻的住宅樓。住宅樓很高，擋住了視線，再遠，他什么也看不到了。

　　10年來，負責照顧他的責任醫生換了一撥又一撥。很多新來的醫護人員需要翻看病歷，才能找到他住院的原因。至于病情早已穩定的他，為什么沒有被家人接走，病歷中難以找到。

　　每天早晨，病房上的掛鐘，時針指向7點，意味著吃藥的時間到了。值班護士帶著藥品挨個房間照顧病人服藥。大多情況下，劉志成早就起床了。他接過藥片，沒有任何遲疑，甚至不會仔細看上一眼，便倒進嘴里。10年了，護士也無需向“關照”新病人一樣，確認他是否真的咽了下去。

　　因為精神分裂癥，劉志成被送了進來，他依稀記得當時的情景，一開始比較輕微，慢慢嚴重了，一個星期都睡不著覺，又吃安眠藥，又喝白酒。“到了第五天還是第六天，我把表姐和表姐夫打了。”

　　他不記得把表姐打成了什么樣子。生病之前，他在機械修理廠工作，結過婚。生病之后，家也就散了，沒有孩子。

　　好心的姑姑將他從天津接來北京照顧，姑姑過世后，唯一的親屬只剩下被打破頭的表姐。在他被送進醫院以后，表姐很快也“消失”了。“我不樂意住，但是家里頭也有好多事情不好說。我父母、大爺、姑姑，上一輩都沒有了，剩下的都是平輩的了……”

　　入伏前一天，空調呼呼吹著涼風，但病區里還是有些熱，劉志成低聲說著：“明天就入伏了，天兒還得熱。”

　　70歲的老姚同樣屬于被遺棄的狀態。老姚身上穿的用的，都是醫護人員給湊的，或是其他病人留下的。

　　主管醫生張磊接手七八年來，從來沒有家屬來看望過。“基本屬于失聯的狀態，我從沒見過家人，留給醫院的三個電話，都是不通的，沒有任何聯系。”

　　老姚的全部住院費用由單位承擔，單位也聯系不上他的家人。

　　醫生在給病人檢查

回不去的家

　　病房內似乎并不缺乏親情。每個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家屬可以帶著生活用品過來，和病人呆上一個多小時。

　　那些來探望的家屬，焦慮的表情被印刻在玻璃上。一個燥熱的下午，母親從門口遞給孩子酸奶和熟食。一位患者的母親，幾乎每天都會來，在門外站上一會兒；一位年輕女子，才剛剛進門，還未見到自己的親人，就淚流滿面。

　　7月19日上午8點，病區主任帶著值班醫生巡護病房。張老太側躺在病床上，瘦小的軀體像干枯的柴火，被單包裹著只有很小的一塊。她看起來太老了，不得不在護工的幫助下，顫顫巍巍地坐起來，問劉主任：“你怎么不讓我回家？”

　　問她住了多久，她會回答：“住了七八百年了。”老人只有一個女兒，老伴已去世多年。她的記憶已經混沌，總是把一位女性病人認作自己的老伴。

　　張老太是逝者李鳳英的病友。2012年兩人一起從老年病房轉到這個病區。未來，張老太或許將面臨著和李鳳英一樣的結局。

　　女兒仍然定期會來看望她。只是，回家是不可能的答案。劉主任很無奈，她曾多次和張老太的女兒商量，她女兒也知道這些問題，但就是“沒辦法接回去”。

　　無法照顧，是長期住院病人家屬最常用的說法。李強，在八病區住了二十多年，今年60歲，他戴著眼鏡，喜歡讀報紙。八病區還有王海住了15年，馮敏住了15年，嚴文之住了13年……

　　病區主任姜濤列出的這一串名單很長，這些病人的病情已經滿足出院條件，家屬也會來定期探望。“但讓他們給病人辦出院轉院根本不理，基本可以斷定會住到生命的最后。”

　　因為醫保可以報銷，醫療條件也比養老院好很多，有些家屬等于把病人放在這里養老了。

　　有些病人回不了家，只是因為家屬和另一方的糾紛沒有結束，被賭氣式地扔在醫院。荒謬的訴求，阻斷了回家的路。

　　30歲的王章濤在這里已經住了15年，現在基本不提回家的事情，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但剛住院的時候，他經常和醫生說：“讓家里人接我出院，讓家人給我帶本書。”

　　他是河北唐山人，2002年由家屬和當地政府送來醫院。家屬把所有責任推給政府，拒絕繳納住院費用，也拒絕接回家，“他家人認為病人的住院，是政府有責任，在當地發病之后，相關部門的處理造成這個病人的病情加重。”

　　平均三四個月，家人會來看望一次，王章濤有時還會問，家人就糊弄著說:“政府沒給解決，你不能出去。”

死亡與解脫

　　死亡成了這些病人，離開醫院的唯一路徑。

　　李鳳英去世前兩天，已經有發熱感染的癥狀，醫院通知家屬建議轉院治療，否則可能危及生命，但家屬給的回復是：“不轉院，就在這治療，該怎么治就怎么治。”

　　李鳳英是河北人，只有一個女兒，老伴九十多歲了。住院的十多年里，大多數時間不能自理，醫生反復給李鳳英的女兒做思想工作，但她始終不愿把母親接走。她有自己的苦衷，自己要上班，還得照顧父親，再也無力照顧母親。“接回家去，肯定活不了多久”。

　　自2013年以來，李鳳英出現至少三次肺炎，“經過我們的治療，好歹還救過來了。”劉主任說，每次家屬都不同意轉院，承諾所有責任他們自己承擔。醫院沒有辦法，只能遵從家屬的意見，和家屬簽署責任協議，“不知道簽了多少次”。他們還要求，醫院不得使用插管、除顫等可能有創的搶救措施。

　　一年前，李鳳英的女兒提前聯系好了壽衣店，把壽衣的錢都交了。她給醫院的說法是“就是死在這，也不可能轉走”。

　　6月21日李鳳英去世，她的死沒在病人中掀起什么波瀾，病友以為她轉院了，或者接回家了 。

　　一些人的離去甚至比李鳳英更加痛苦、更加缺少尊嚴。

　　徐風澤是被“活活疼死的”。他在安定醫院住了12年，如果不是因為癌癥，他也許會住更長時間。

　　被癌癥折磨了一年左右，2012年9月，徐風澤“如愿”走了。“大夫，難受，疼，不想再這么活下去了。”在難以忍受的疼痛下，徐風澤多次表達生命早點結束的想法。他的體重從患癌癥前170斤，下降到110斤，面部明顯的縮腮。

　　癌癥使得徐風澤整個泌尿功能都受到影響，腫塊將泌尿系統遮住，下體腐爛，反復流膿，渾身散發著惡臭。即使天天擦拭，也清除不了。

　　為了照顧他，病區給他專門安置了一個病房，主管醫生和護理人員輪流給他去擦洗換尿，進行化膿處理。一旦有緊急情況，還會聯系積水潭醫院的大夫來查看病情。

　　徐風澤剛剛患上癌癥時，家屬帶他去綜合醫院看過，但是沒有選擇積極的治療方法，反而又送回安定醫院，像是“選擇性放棄了這個病人”。

　　患病期間，幾個家屬開始互相推諉。主管醫生張磊記得，曾經有幾個月時間，家屬拒絕接聽醫院電話，醫院不得不向家屬施加壓力，告訴他們，這是遺棄病人，要負法律責任。家屬迫于壓力，才不得不來。

　　“如果通過手術的話，是可以延長他的壽命的。”張磊回憶說，后期的半年時間，基本上沒有有效的治療措施，在醫院處于臨終關懷的狀態。病人基本躺在床上，也動不了，在痛苦中離去。

　　死亡本不應該在安定醫院出現，它是北京市為數不多的沒有太平間的醫院。通常情況下，病人出現其他疾病或者需要搶救的話，由家屬同意轉往其他綜合醫院。

　　“不是直系親屬或者監護人，你簽的字無效，我們轉過去人家醫院也不敢收，只能在這等死了。”姜濤看著天花板，有些無奈地說。

“出不去”與“住不進”

　　如果能及早接回家治療康復，不敢說能夠恢復正常，但是要比現在好很多。張磊覺得，長期住院實際會對部分病人的康復不利。

　　照顧了王章濤8年，張磊發現，因為長期住院，和別人缺乏交流，王章濤對于正常的社會道德觀念在減弱，原本人該持有的尊嚴開始缺失，會撿、要、偷別人的東西。

　　“這些不是精神病癥狀。首先病人拿東西是出于他自己的本能，有吃好東西的意愿，但是他自己的東西匱乏，沒有，那么他可能會想其他的辦法。”

　　社區康復匱乏、家庭支持不足等因素使得精神病人被視作累贅，被“遺棄”在了醫院。按照《全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15—2020年）》，對于救治難的問題，推行“病重治療在醫院、康復管理在社區”的服務模式。

　　不過，目前社區康復體系還沒建立起來或沒有完善，無法讓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過康復訓練逐步恢復生活技能、社會技能，從而回歸家庭、回歸社會。

　　姜濤舉例說，國外分裂癥的病人，出院后不直接回家，社區有康復機構。病人每天在那兒像上班一樣，做些康復訓練，做手工、學一些樂器。

　　另一方面，病人長期住院影響醫院床位的流轉。安定醫院定位的職能是急重疑難病人，由于這些老病人不出院，其他的急重危難的病人就得不到治療，流竄到社會可能更危險。

“可憐，當然可憐”

　　這些年來，醫院一直在做家屬們的思想工作，尋找那些失聯的家屬，幫助這些病人回歸家庭和社會。

　　2009年，安定醫院的醫生按地址找到病人劉志成的表姐家，從下午六點等到晚上十一點，五個多小時，她死活不開門。有一次電話打通了，他表姐說：“我們就沒這個親戚。”

　　醫院去過天津，帶他到戶籍所在地。當地派出所查詢發現，劉志成的戶口已經遷出，但沒有遷入地。這意味著他的戶口也被注銷了。“如果還有戶口，也許能送入當地民政部門的精神病院”。

　　病人歸家的路很長，崎嶇難行。姜濤陪同病人去過遙遠的農村、閉塞的山區，最遠到了寧夏。當地派出所、民政部門都不配合，基本都是怎么送去的怎么送回來。“上次我們送一位病人回家，村主任叫村民把我們給圍了，不讓把病人留下。”

　　每年，醫院都會集中清理，病區上報給醫務處，醫務處去聯系，但每次都沒什么動靜。“現在每年還在做這個工作，但是已經成為一個程序了，結果不重要了。”

　　“可憐，當然可憐。”在這里工作了31年的楊護士很同情像劉志成這樣的老病人。“他們也需要去逛商場出去玩，他們有這種欲望。”

　　楊護士記得，以前帶病人去十三病區附近的小商店逛一圈，他們高興得像個孩子。

　　而在每個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回家的渴望會被刻在門上。探視還沒開始，病人們早早地趴在那里，向外面張望。

　　（除醫務人員外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